南下工作回忆
李文汉
南下来九江前的情况
1948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全国解放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全国大中城市自北向南相继解放。为避免已解放的城市在短时出现真空，遭敌人破坏，也为了安抚民众，城市的接管工作，一时成了我党的急迫任务。
我们是由陈正人、范式人为首组成的南下干部第2大队，队员由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市4个中队组成。到达天津后又有部分河北的同志扩充进来，共计千人左右。人数最多的是大连队，约计七百余人，哈尔滨一百五十多人，长春市一百零五人，沈阳市较少只几十人。我们都是自49年开始，分别由各地集中培训专学城市管理工作的。
长春队成员是48年下半年被政审考试选定的“长春青年干部学校”的预备学员，部分同志在开学前参与办校筹备工作，自49年元月正式入校学习，其中除个别保送学员外，其余绝大多数为市内的初、高中在校学生。参与南下的一百多人，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于49年4月27日由校长叶飞同志带队从长春坐专列南下于4月28日抵达沈阳。经半天休整后继续南下于同月29日赶到天津市，欢度“五一”。原计划我们是分配在“京”、“津”工作，因形势发展需要，便停下等待新的命令。同志们在天津听取了刘少奇同志的重要报告。我当时是长春中队财务主管，自长春出发前就会同孙惠民同志从长春市政府领取了全队的行军经费（有金条、银圆、东北币）背着一个大皮箱，跟随首长一路活动的。在天津近两周时间我因有繁琐的银圆纸币的兑换工作，放弃了不少外出逛景的机会。
5月中旬，上级紧急动员大家“轻装”，一个人的行装一律不得超过12公斤，作渡江南下准备。15日从天津出发直达徐州，因时间急，客车调配不上，除少数同志坐硬席车外，绝大部分同志只能乘“闷罐”车前进。在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同志们急切奋进的豪迈心情压倒一切！
那时前方形势，二野四兵团1３军部分师团早在4月21日午夜击溃了马当、彭泽江西敌舰，于22日拂晓就解放了彭泽县城。4月28日，二野五兵团18军54师某团又解放了湖口县城。相继于5月12日、17日该兵团又解放了都昌县城和九江市区。我们均在5月15日到达徐州，因前进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在火车站轨道线上少许休息。蒋军溃败中，在徐州留下不少特务，且很嚣张，就在我们停留约两个小时之间，便就地抓获了现行特务6人，正当一个匪特在迟疑向我首长叶飞同志行刺时，及时被我警卫抓住。（当时我们大都穿着黄色新干部服，校长叶飞则身着灰式干部服，风尘仆仆，特务见他体形较胖，戴着眼镜，猜测他不是首长就是伙夫）为避开敌特干扰我行军速度，奉命紧急离开徐州直下蚌埠，到蚌埠休整约半天时间。领导为缓解同志们自东北南下一路吃干粮，部分同志的身体不适（不少同志嘴唇干裂，头上长疱，身上长疖子，大便干结），在车站就地架起行军大锅煮面，在大家抱着如久旱逢雨的心情等待吃一顿“软食美味”时，忽然接到大队渡江的命令，原来是5月17日“江西九江市胜利解放”的“号外”催促我们前进。一时兴奋的心情把“软食美味”甩到九霄云外，大家冒着细雨，爬上运煤火车速奔浦口，乘火车轮渡过江，直达南京下关。（几大行军锅的面条，只好临时动员附近的百姓用脸盆水桶装走。）那时南京早在4月22日解放，我们已迟到二十多天，部分上级领导已先后到达，在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达南京第二天，四野十五兵团43军156师解放了江西瑞昌县城。5月22日，该兵团43军128师又解放永修县城。解放形势的发展催促我们在南京不能多停留，我们仅匆匆观看了蒋介石“老巢”——那座不今不古的伪“总统府”，瞻仰了中山陵，参观了明孝陵等处。之后，便于5月23日，乘坐从蒋军缴获的“中111号”登陆艇溯江而上直奔九江，同船的除陈正人、范式人外，还有邵式平、方志纯、陈奇涵、杨国夫等领导同志。当时蒋介石空军残部尚在浙江大陈岛一带，不时对我们的长江船只进行空袭，为此我们所乘的“登陆艇”只得在阴雨天行驶，天稍放晴便停船隐蔽，人员上岸与敌人周旋前进。当时那艘“登陆艇”是在乘载着那么多久经战场的高级干部和数千里相聚而成的一批革命同志英勇向前的。
1949年5月28日我们胜利到达九江市。
走向新岗位
南下途中，我被任队部会计，紧跟在校长杨飞同志身边，在中队秘书孙惠民同志直接领导下，专心致志地携带着全队行军经费，兴奋奔向南方。
49年5月下旬到达九江，开始随杨飞校长留在军管会工作，改任文书收发工作，办公室设在首长楼下一间小房，外来会见首长的人，必须经我这联系登记。
一天上午，邮电局机要干部给军管会送来一大包文件，我统一签收后，正忙于按机密等级逐件分类登记。当时我用的是长杆沾水笔，在聚精会神登记中，下意识地用笔去沾墨水，忽觉空无所及，随即抬头，见一个年长同志毫不介意地把墨水瓶拿在手中，用自来水笔汲墨汁。毫无精神准备的我一时冲动，严肃站起来问他单位姓名，责其登记。见他反不以为然，还看了我手中文件登记簿，说声“小同志写的蛮清爽的嘛”，并说我是来找“老白”的，不必登记了，转身向楼梯处走去。当我听到他称“老白”时，方灵感一动，意识到他的来头不小，正尴尬无措，要向他表示歉意时，他已走到楼梯中间了。我懊悔地坐下来内疚自己懵懂，心中很不自在，忽又听到门边轻微的嗤笑声，当我凝视那人时，他又很快把头偏在一边，说我是在这等首长的，我已明白他正是方才那位首长的警卫员。我心里又是一阵难堪，怎么外边来人都没查觉呢？由此我方打起精神，恢复到全面警觉状态，直到那位首长的离去。
晚上召开干部会，宣布我被分到军管会军政接管处工作，原来上午来的那位营长是来选干部的，他就是我的新首长，军政接管处处长冯安国同志。
险境中工作
自到军政接管处工作后，有了身临前哨之感，每天工作是了解社情，走访民众，宣传我党政策，进而接管政府、法院、监狱、审留旧职人员，收缴枪械，安定市场秩序，遣返过境战俘，工作千头万绪。通过对社情的了解，增加了对当时九江政治复杂的警觉感。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的九江有美孚、德士古等外商企业，有日本、英国等领事馆驻地洋街。教育界的几所主要中学，医务界的主要医院都是美国、法国人创办。宗教界有法属天主教派的两处大教堂和修道院仁慈堂，有美属基督教派的卫理公会、圣公会、安息日会、美以美会等多处礼拜堂。社会上还有贩毒吸毒、流氓、暗娼等消极势力。更加严峻的是，国民党逃跑后，潜伏下不少敌特分子，他们经常破坏市区电话通讯设施，造谣惑众搞反动宣传，社会形势的启示使我在较短的时间里，思想逐渐成熟，青年稚气不断减少，斗争睿智日益增强。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遣返伪战俘工作。当时每当长江大轮到九江，常有国民党伪战俘经过，并有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当时就是担当遣返工作的。长江大轮来到，敌机临江轰炸，就是我和兄长般的刘毓明同志临危上阵的时候。在那当儿我俩既要躲避敌机扫射，又要控制战俘骚动，发给过境遣返生活费。在那种情况之下，长江大船到，敌人飞机到，我和刘毓明两人必到，我们是在飞机的轰炸下进行工作的。每次无论中午还是晚上，直到大船启航开去，我俩才能离开江岸，回到单位吃饭。此外，我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统计敌机轰炸九江后人员伤亡情况。一次，我在市内给居民开征军鞋、发小米的会议，敌机忽从东面空中出现，我紧急顺街巷朝南疏散开会群众，我们刚离开会址，炸弹落下，一声巨响，飞沙走石，烟尘冲天。待把群众疏散完后，我还得返回被炸处了解市民伤亡情况，正是那一次一幕凄惨的景象，印在我眼里。那是一个颈上挂着木托盘卖香烟的中年妇女，被敌机炸飞的木棍穿插腹中，仰站着滴血。那一惨状，我至今难忘。就在这种工作岗位上，我觉自己在成熟了，有了革命的睿智。
两次抓土匪
第一次抓土匪，那时军政接管处还暂驻在江边伪国民党所谓的新生活俱乐部旧址。一天下午已在开会，突然接到报告有土匪在大中路新华浴池处活动。我们的处长冯安国同志当即交我一把手枪，命我把人抓来拘留，我匆忙中冲下楼去，并没想到还要带战士同去的事，便只身随着报案人员赶向发案地段。正当我寻找敌人的目标时，突然，一声枪响，我前面墙角被敌人子弹打掉一个缺口，这时，我才发现，一个穿黑色便装的中年男子窜入巷子深处。这突然一惊，激起我万丈怒火，我当即蹲下身子向前追赶，当我转过一个巷子时，见那土匪突然从左边巷口窜出，拼命向前奔跑。我立即朝他开了一枪，只见他朝地下一倒，我放慢脚步，想稳住激烈的心跳和颤动的手，捉拿他时，他忽地回击一枪就地一滚，又窜入巷子逃跑了。我警觉到敌人的狡滑可恶和自己的单纯，想放弃目标不追又不甘心，我尽力平稳自己的情绪，穿巷寻人。当我走出延支山巷，到大中路人行路南侧时，突然又见那人跛着腿从塔岭北路出来向南边跑去，我便抄近路，从能仁寺后边的塔岭南路阻拦，给他个冷不防。但等我跑到预定地点时，他还是抢前冲过路口滚入了当时活水医院的后边土堰沟里，我立即赶到土堰外朝里鸣枪数响，不见动静，等我翻堰过沟时，敌人早已远逃，我只好拍拍身上的泥土，懊恼地回到单位。当走到江边时，只见我们的处长正站在门口焦躁的等我，见到我那狼狈相，破口大骂我的幼稚无知，怪我一人独来，不带战士，扣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我一时忘记了理智、礼节，把枪甩了给他，跑进宿舍哭了起来，同志们通知吃晚饭也不去吃，便极为疲劳委屈地睡着了。当晚处长的通讯员把我叫醒，说首长找我谈话，我忐忑不安地进入处长办公室，不知所措，只听首长大声叫我名字，严厉问我今天是怎么执行命令，如何汇报工作的。我想只有低头检讨，向前走了半步。没等我开口，首长命我坐在他办公桌边的长木椅上，继而又轻声体贴地责怪我，身为干部，要有头脑，不带战士单身去抓土匪的危险性，也同时责怪他自己向我交待任务不细，和随后为我担心的道理，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最后，给我新的命令——“吃晚饭”。一时，我不由热泪盈眶，体会到领导的严厉和亲切关怀，我委屈的气消了，痛快地洗了个澡，轻松地睡了一夜。
第二次抓土匪时，我是吃过一堑的了。记得那一次我和杨逢春同志俩人穿着便装，头戴大沿草帽，穿行在九江居民区梅绽坡巷子中，碰巧发现在一个居民家的厅堂中，有两个身穿三野军装，左右双肩背木匣子驳壳枪的军人野蛮地催收银元。见他们对群众的凶态，觉得事情蹊跷，为了稳妥，我转到西门口用电话将情况向军管会作了汇报。得到的回答是，立即查问，设法拘留，理由是，坏人不能放过，如是我军也属违反纪律。我通完话回头与杨逢春同志商量抓人方法，见当时他们所处民房不便前后包抄，又怕惊跑他们，一直等待时机，紧盯不放，直到他们转到一家独居民房两侧通巷道的地方。我从环城路找来63大队治安巡逻小队4人，迅速将民房围住。接着，我气壮地进入民房内查问那俩军人来历，他们见我是个穿便装的青年，毫不在乎，摆开架势，把双枪掏出，摆放在桌上，从身上拿出盖有安徽省警备司令部大印证明信件。我这时真心地盯着他的枪，假意查看他的证明，我以看不清文件为由向桌前靠近，冷不防抢过那四把枪，抽身转向门边之际，门外巡逻班长猛然冲进房中，用冲锋枪对准他们大吼一声，举手投降，刹那，后边三个战士上前将两个假军人倒背捆绑，押送到公安局去了。
晚上，首长表扬我们有警觉、有请示、有策略、有协作十二个字，并对我说：这是过去教训中得来的成功，以调笑又亲切口吻肯定了我的进步。我明白，首长语重心长。
深夜擒“恶鬼”
为了整顿社会环境，安定社会秩序，深秋时节，政府要求将市面上的孤残人员和乞丐收容集中过冬，组织生产自救。这时的军政接管处已转变成地方政府，我们的首长冯安国同志已是九江市市长，我当时为民政科干事，这一任务落在我肩上。孤残教养所准备设在市郊，当时选择了原国民党已荒废的伪伤病员教养所旧址。地处市郊山川岭东南下坡乱坟山边，是个不通电话、不通电灯，靠吃井水的地方。那个地方只有四栋大空房，所谓院门只是两边砖砌门柱，横悬一块大门牌。大门中间有一条宽土路，四周没有围墙。我当年已满19岁，就开始在这个小小单位独挡一面工作了。
环境虽差，事在人为，我把侧面前排两栋大房分男女人员一前一后，装成对面双排统铺宿舍。第三栋做劳动自救生产活动室，后面朝大门一栋做库房、厨房和饭厅；顶头横隔两小间，前做办公室，后做干部住房。经过整顿，倒也出现新的气象。
收容所除我外，招用了一位老先生和一位老妈妈为会计出纳，另一位中年农民为管理员，我们共四人，就把工作开展起来。
由于我党在社会上各项政策的感召，民众中流传出“共产党爱穷人”的舆论，市面乞讨人员和社会孤残在很短时间便收容200多人，经过紧张的运柴粮，编排分类收容对象，组织教养内容，总算有了工作头绪。就在这一阶段，我却忽视了对众多收容人员的政治审查，当时住在收容所的只有我和那位中年农民，由于环境特殊，我在此期间，从来是和衣而睡。
一个月色朦胧的深夜，我在沉睡中被外面急切的击门声惊醒，翻身起来听到人群骚动，呼喊“闹鬼了!闹鬼了”。我随即操枪在手，子弹上膛，打醒同睡伙伴。当他惊醒听到外面呼喊，颤抖着去点马灯时，我一掌打掉他手中灯，甩给他一把日本大军刀，命他随我冲出屋外。我冲到前屋办公室，将门猛力朝里拉开，推门人不防摔倒在地，我朝外鸣放一枪，声震郊野，众人顿时安静下来。我就顺墙转到房后，同伴跟在身后哭叫着甩掉了军刀，我拉他直奔下坡乱坟山里，伏身隐蔽，监视上坡情况，并向同伴说明打掉马灯是怕暴露室内情况的道理，他谅解了我的粗暴。忽然右南坟头一黑影向下坡靠近，我随即瞄准一枪，一声狗的惨叫，方知是乱坟山野狗丧命。我们伏在坟山直到天色发白，才带着一身夜露半湿的衣裤向办公室走去，到门前正看到墙边木柱上插着同伴的那口日伪大军刀。众多从宿舍跑出来躲在饭厅和劳动车间的孤残人员，见我出现在面前，哭诉着深夜的惊恐。天渐大白，我们走到男性孤残人员宿舍，见房屋两侧的通铺上，过道的地面上，有许多土块和杂草根藤杂乱不堪，众人七嘴八舌说夜里有鬼从窗外向里丢土的恐惧情况。一个叫胡春的跛腿青年在翻着眼珠，做着怪状，忽哭忽叫，有人说他被鬼打了。几个昏庸孤老跪在地下嗑头祷告，我气愤已极对着窗外轰的一声枪响，似乎给人和鬼、白天和黑夜划了一个界线。我把那装鬼的胡春捆到房厅隔离起来，组织大家打扫房舍，集合开会，安定人心，清理人数吃早饭时，发现跑掉了20多个外地游丐。我换过衣服到市里向组织作了事件汇报后，从速回到收容所，给收容人员开会做宣传工作，稳定情绪，防止他们离散。好在那些孤残人员大部分是旧社会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者，是在破庙陋巷中过惯了的，对鬼神的畏惧感不同于常人，因此，很快地被稳住了。
当天晚上，市政府派来了十多个同志携带长枪短枪，在房舍周围警戒，观察敌情。我和一位同志提着马灯重点查看男宿舍。夜里，事先放回原处的那个叫胡春的青年忽又作起怪来，记得当时与我一同查铺的佟大福同志不知他竟暗中准备了一口大钢针，猛然上前攥住他的鼻子就是一针，把鼻梁横着穿通，呀的一声，胡春平静下来，眼不翻了、手也不抖了，哭着叫饶命，搞得众人哭笑不得。以邪治邪，这一荒唐的动作，把“鬼”镇住了，也教育了部分迷信的人。
事后的第七天清早，市公安局，在市西郊叫濠沟坝的地方，将策划闹鬼的敌人逮捕了。原来他们是企图搅散被收容人员，轰抢粮食，杀害南下干部，夺走枪支，搞垮政府新成立的孤残教养所。
坏事变成好事，通过现实政治教育，被收容人员更听从管教。随着冬季发给御寒棉衣棉被，他们衷心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他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共产党，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作者系原九江市财政局局长、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