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工作回忆

　　崔庭钊　口述　吴仕飞　吴大广　整理

　　笔者近期有幸拜访了年近八旬的原市委农工部副部长崔庭钊老人，他个头不高，但身板硬朗，精神矍烁，热情风趣地说：昨天的事易忘，土改时的事却记忆犹新——

　　土“包子”  出“洋相”

　　九江解放时我才十七岁，但做了三件事，一是为剿匪部队领路；二是协助政府借粮；三是为领导送信（通讯员）。从50年参加九江县土改工作队，先后在第八区、二区工作。在参加土改工作前一定要先学习培训。说起培训时我还出了一回洋相。当时培训班在原伪县政府内（今白鹿宾馆），培训班主任是最年轻的南下干部王冶民同志。培训班开学的当天晚上，睡觉熄灯哨声响了，有人叫我熄灯（电灯刚好挂在我床铺上方），我即刻起身站起来朝电灯用力猛吹，谁知灯不熄，只是左右摇晃，心想这怪了，可能是力气小了，于是将灯泡捉在手里，鼓起吃奶的力气用劲猛吹，当时引起哄堂大笑，有人说我是“土包子”。直到今时我一见到电灯泡，当年吹灯灯不熄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发动穷苦大众  开展土改工作

　　培训班结束后，我被分工到第八区杨柳乡，住地在王家埂，俗称蟠家埂，此处乃一小集镇往来人多，情况复杂，各种反动帮会势力、土匪势力、地痞流氓沉渣泛起，扰得地方不得安宁，连工作组的住地也不安全，故晚上睡觉也得多一个心眼，床上设假铺，实际睡在草堆里以防不测，针对这特殊环境，组长苏贵仁当机立断，决定工作组人员沉下去，按自然村、组分别住在贫雇农家中，与他们拉家常交朋友，特别是高家铺有一家兄弟三人（高茂功、茂贤、茂学）是苦大仇深的单身汉，靠老大帮地主打长工，维持生计，生活苦不堪言，衣不遮体，像这样的现象各村都有，他们都是有苦不敢说，有仇无处伸，工作组分别向他们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相关政策，使他们懂得只有共产党才是穷苦人的救星，人民才是土地真正主人。群众觉醒了纷纷检举坏人、恶霸、地主的罪行，清算他们的剥削账，有的地主趁青黄不结放“鸟儿叫”、“高利贷”，有的“小斗出、大斗进”等各种花样手段来敲诈百姓，真是无其不有。如当地最大地主叫陈昌来，家财万贯，又是伪保长，百姓无粮揭不开锅，而他家用打谷的禾盆，囤子装薯粉豆粑，吃不完宁肯喂猪狗或倒掉却不肯给穷人，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根据当时情况工作组依照党的土改政策将不法分子剥削来财物分给穷人，谁知白天分给穷人的农具、农物、粮食，晚上一些穷人又偷偷将这些财物原封不动的送还给地主，原来有些人心有余悸，怕地主们秋后算账。工作组经上级批准召开全乡斗争大会，将首恶陈昌来押上台前，发动广大贫雇农登台诉苦，揭露其罪行，并高呼：“打倒陈昌来，解放杨柳乡！恶霸陈昌来，吃人的大坏蛋，抓我们的兵，抢我们的粮，打！打！打！打倒陈昌来，穷人翻身得解放。”由于充分发动穷苦百姓，调动其积极性，严惩首恶分子，有力地打击了地主及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随之土改工作很快顺利有序地在全乡展开，逐块丈量土地，农民分得了土地并登记造册，并划定了阶级成分，组建了乡级政府，选举了徐宝春、简正保分别担任乡长和农会主席，贫下中农拍手称快，扬眉吐气，真正当家作主了！

　　政策攻心  缴获枪支

　　随着全县土改工作的开展，后来我被调到第二区邓桥乡（今庐山区姑塘镇）工作。据有关群众检举，在该乡潘家楼官山高岭脚下有一偏僻的山村，该村朱某是军统特务、“定太平”匪首陈紫庭的部下，当陈紫庭在鞋山剿匪中被擒后，他终日在家不敢出门，惶惶不安，整天像掉了魂似的------我们闻讯来到其家，他一见生人更是惊恐不已，说话吞吞吐吐，语无伦次，我们采取单刀直入，政策攻心，并诉说其祖父辈也是种田受苦人，你虽误入歧途，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所逼而造成的，并讲明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只有诚心投靠共产党，坦白交待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在我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他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主动将其私藏多年的一支用红绫子包着的“一号加拿大式手枪”，从自家厕所的茅屋檐下取出，双脚跪地双手献出，并连连低头说：“我有罪，我有罪！请政府宽大我。”此次一举收缴了武器，清除了安全隐患。

　　（口述者为原中共九江市委农工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