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镇压反革命运动概况

　　陈文元　黄水根

　　1949年5月17日，是九江人民难忘的日子。这天早上7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第18军54师162团在广大市民夹道欢迎的鞭炮声中，进驻九江城，九江获得了解放，从而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揭开了九江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刚刚解放的九江，百废待兴，反革命分子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因此，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人民政府采取果断、坚决的措施，严厉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

　　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这场斗争中，九江自1949年5月到1951年底，共捕获各类反革命分子6865名，并在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折罪，立大功者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政策，处决了404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收缴各种枪支784支，子弹38430发；手榴弹、炸弹259枚；各种梭标、刀具1196支(把)；电台一部。狠狠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人民群众称赞道：“唐宋元明清，盗匪肃不清；国民党执政，恶霸更横行；共产党领导，坏人难藏身，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在九江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多方面的反革命特务派遣及破坏活动。1948年8月，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委任报务室主任邵年(都昌县人)，为“鄱阳460潜伏组”中校组长兼台长，携带电台从南京潜回九江，发展反革命组织；同年冬，国民党国防部指令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和省保安司令部组建“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勇总队”。1949年1月，何应钦密派中央社会部视察员魏衡潜回老家修水，组织“中国国民党反共委员会湘鄂赣游击司令部”反革命武装；同年2月，国民党“保密局江西站”站长王迈夫派站员倪国权、邬鸿为“九江潜伏组”组长，从南昌回九江，发展反革命组织；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委任其警卫组长程少庭为“华中剿总九江潜伏组”组长、张捷辉为电台台长，潜来九江，架设电台，发展反革命组织；同月，国民党特务段立之，受国民党行政院指令，从重庆潜回都昌，组织“江西省军政参谋机要处”反革命组织；同年5月，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上海会见保密局庐山侦防组长刘裕谦，面示他赶回庐山，遣散侦防组，另成立潜伏组织。刘回庐山后，即委托一贯道头目伍绍康为“国防部保密局庐山潜伏组”上尉组长，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国民党军统九江警察潜伏小组”；“军统九江电讯局破坏小组”；“国防部二厅武(宁)靖(安)潜伏情报组”；“国防部保密局赣北站潜伏组”等等。

　　九江解放后，这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特务机构：“江西赣北绥靖工作团”、“江西省赣北绥靖工作队”、“财政部江西省盐务处九江分处”、“国民党各县党部书记长、县政府政治工作队(以上为中统特务组织)”；“江西站赣北分站南浔爆破队”、“江西站赣北分站九江行动队”、“国防部湘鄂赣边区总司令部调查室行政总队”、“军令站直属第33情报组”、“江西省保安处第四科赣北站”(以上为军统特务组织)汇同社会上的“一贯道、同善社、真常道、大刀会、先天道、普化门、无极道、一心坛”等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起，疯狂地施行白色恐怖，进行凶杀、暗杀活动，妄图一举推翻红色人民政权。1949年8月25日，“华中剿总九江潜伏组”特务，用电台指挥敌机3架，轰炸九江西门口，炸沉趸船1艘、民船1艘；炸毁商店5家、民房23间；炸死市民15人、炸伤28人。同年，8月29曰，“青年救国团赣西北义务总队5支队”的暗杀组，将德安县第三区政府通讯员付成和杀害；9月7日，该总队22支队，将永修县袍桐乡农会主席汪子福暗杀；10月23日，该总队5支队，在瑞昌县下南区伏击县公安局便衣队，开枪打死侦察员张凤山，抢走手枪1支、马2匹。1950年3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吴水生，用电台指挥敌机轰炸湖口县城和月亮山解放军南下部队，炸死群众2人；3月30日，“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湘赣挺进总队”伏击枪杀了永修县马口区委书记徐国臣，抢走手枪1支，并抛尸河中。同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残存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与美帝和台湾的蒋介石遥相呼应，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都昌县反革命分子段立之，积极组建“江西省军政参谋机要处”，分工委职，刻制印章，起草《组织计划大纲》，并拟派人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络，阴谋组织暴乱，配合美蒋反攻大陆；彭泽县湖山乡反动会道门大刀会骨干分子，成立“反共抗俄游击军”；修水县惯匪刘建中为首成立“中美联合真诚义湘鄂赣陆军司令部”；他们刻制印章、印刷委任状、起义证、通令、密令、紧急通知、通行证等，企图上山为匪，配合美蒋反攻大陆。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将彻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改革运动在九江铺开后，恶霸、地主、富农、反革命，进行疯狂的对抗和破坏。永修县艾城区以王宏泗为首，煽动恶霸、地主及不明真相的群众200余人，冲击区政府，围攻、捆绑、殴打土改工作队；星子县胜利乡恶霸地主李发成等人，煽动14个自然村的地、富、反分子及不明真相群众300余人，手持大刀、长矛等凶器，进攻乡政府，抢夺公安人员枪支，打伤乡干部15人，呼喊“不信毛泽东政策”、“反对土改”等口号；更有甚者，修水县大桥区李源乡农会召开会议，恶霸地主徐五福等人，将农会代表王芳蓉骗出会场，绑架到山沟活活勒死。

　　由于政权初建，发动群众不充分，反革命未受到致命打击，特别是一些地方，对中央强调宽大的政策策略领会不全面，以致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助长了反革命嚣张气焰，人民群众十分不满，说：“政府宽大、坏人胆大、百姓遭殃”。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坚决要求纠正在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打击重点是：土匪(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为镇压反革命斗争提供了法律的武器和量刑的标准。

　　1950年11月13日，中共九江地委召开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成立镇反领导机构，部署全区镇压反革命运动。12月5日，九江专署公安处召开各县(市)公安局长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精神，研究制定镇反工作方案，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在全区迅速开展镇反运动。为进一步教育发动群众，根据中共九江地委、专署和上级公安部门的指示，由专署公安处筹备，从地委宣传部、专署文教科、新农村报社(现九江日报社)、九江文联及部分学校中抽调一批干部、学生，协助开展宣传工作，举办了“九江专区反特展览会”，内容有：九江专区反动党、团、特、土匪武装组织系统及破坏活动；九江专区破获的案件、缴获的罪证；群众反奸、除奸事例；《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问答等宣传材料、图片等11大类。并于1951年下半年起，在全区巡回展出，历时3个月，参观人数达24万。经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广大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清除了“怕变天，怕反复，怕反革命报复”的种种顾虑，大胆检举揭发；组织站岗放哨，堵截追捕逃犯，协助政府捉拿罪犯。如：彭泽县先锋乡民兵队长欧阳纪祖率领民兵，捕获了隐藏在地洞里一年多的特务伪县警察局长张毅夫。

　　对已捕获的各类反革命罪犯，在罪证材料确凿的基础上，各地召开声势浩大的宣判大会，首先杀掉那些身兼特务、匪首、恶霸、袍哥头子，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然后杀掉称霸一方的什么“东霸天”、“山大王”、“水上大王”等，给反革命以强大的震慑，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这次宣判会上，实行政策兑现，对解放前罪恶严重，解放后，停止活动，又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同伙的反革命分子，给以从宽惩处，以体现党的政策，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为激发群众斗志，宣判会上，组织群众诉苦，清算血债，揭露反革命罪行，把镇压反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如：在武宁县处决大恶霸地主李丹墀的宣判会上，群情激愤，被害人一个接一个上台诉苦，台下群众泪流满面，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德安县枪毙惯匪头子梁华金后，群众编了一道歌谣“枪毙梁华金，土改有保证；毛主席领导好，穷人团结一条心。”在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方面，根据公安部“打击惩办少数道首，教育广大被骗道众，只要声明退道，一律不究”的方针，召开各种群众座谈会，组织中、小道现身说法，发动群众控诉，举办“一贯害人道”罪证展览，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公开取缔了“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无极道”、“一心坛”五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及其417个分支机构；收缴传道工具、反动书刊、枪支弹药3160余件。并召开九江地、市、县万人大会，逮捕道首164名，处决其中罪大恶极的反动道首13名，对1140名中、小道首，集中办理退道登记。

　　通过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大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保障了土改、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镇反，九江全区1060个乡(镇)，全部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及农民协会、街道委员会、妇女会、治保会和民兵组织。人民有了政权，真正当家作了主人。过去，人民不愿意为反动统治阶级卖命。国民党征兵，今天被抓去，明天又逃回，在抗美援朝期间，人民政府一声号令，全专区350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争着赴朝参战，抗击美帝，场面感人。

　　在全区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工人、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人们说：“我们过去做工当牛马，现在是做主人，再苦再累也高兴”，积极钻研技术，加班加点干工作，为国家争作贡献。有些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的土地不敢种，分的房子不敢住。镇反中，他们看到一批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被惩处，政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从内心感到十分踏实。于是十分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他们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推广良种；植树造林，很快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同时，在支前、剿匪、镇压反革命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工作也在迅速的展开，学校继续开课，工矿企业恢复了生产，商店继续经营，农村减租减息的工作也在进行。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从此走进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作者：陈文元系原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政工科科长，黄水根系九江市消协浔工委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