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杰夫谈往事
许杰夫口述 景玉川整理
2001年5月，我们在许老的寓所采访了这位建国后第一任九江市副市长。许杰夫（1923年～2007年）一生坎坷、饱经风霜，当时虽年近八旬，但精神矍铄，谈兴甚浓。我们那次采访是聊天式的漫谈，漫谈中涉及了一些重要的人与事，使我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那次接触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07年5月23日许老不幸病逝，当时很想写点什么来悼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但由于种种缘因，我一直未动笔。延至建国六十周年前夕，才将当年许老与我们的谈话录音和采访记录找出来，略加补充，整理成文，算是对许老的纪念，也了却了我一番心愿。
我的身世
我出生于1923年5月，父亲是“映庐电灯公司”的工人，母亲是织袜工人。我1岁半失去父亲，那时（1925年）九江到处有革命的力量，左、右两派常常发生冲突，一次冲突中父亲负了重伤，无法医治死了。8岁半时，母亲又死了。我因而一生比较艰苦，上边有一个姐姐，也无祖母，有一个年纪大的祖父。
我的外祖父是个厨师，馆子店炒菜的，外祖母死时我十三、四岁，在九江“永生布店”当学徒工，老板姓陈，安徽人。我小时候喜欢画画，当时杜重远的“光大瓷业公司”有一个陶业学校，读书不要钱，我在那里念了一年多，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九江沦陷。
九江沦陷后，我跟着“映庐电灯公司”的工人向南逃难，那时的政府给我们青年学生发了一个牌牌叫“流亡学生”。到了泰和，我找到我的叔祖许森，我叫他四公公，他要我进学校读书。不久在安福我看到了“豫章中学”招收流亡学生的告示，校长姓夏，叫夏家光，九江人。他说凡是九江来的学生全部可以到他的学校去，一分钱不要，还可给饭吃，就这样我进了“预章中学”，直到毕业。这所中学（初中）是所教会学校。
中学毕业后看到江西农业专科学校的招生告示，招流亡学生，学校在泰和。于是我又进了江西农校。去农校也是因为不要钱，半工半读，校长是彭文应，老师有王造时、雷洁琼等，后来都是名人。学校在泰和山里，师生们自己种田养鸡、种棉、织布……抗战胜利后，学校改名为高级农业学校。
我从农校毕业分在难民儿童教养院（沦陷区来的学生不少人从事这种工作），许德媛是这个教养院的最上层领导，此时任江西赈济委员会的主任。我也是因这才认识了许德瑗。一次他问我：你也是九江人？我说：是。原来他跟我父亲是同辈，就这样我与他的接触一天天多了。那时逃难的难民不分大小，每人每天1升米、3毛钱，很多难民在土地上自耕自食。我后来当了农林巡视员，万安、泰和很多地方都去过，帮助难民生产生活。我搞了2年，鬼子就投降了，许德瑗要我回到九江去，将父亲的师兄弟团结起来，恢复“映庐电灯公司”的生产，我这才回到九江。“映庐”的老工人都是父亲当年的同事，他们虽然文化低，但有技术，重感情，讲义气，见我年轻、有文化，又是许家的后代，所以推举23岁的我当映庐电灯公司经理。从此，社会接触面宽了，加上原来在学校受到的教育，结识的进步教授（王造时等）渐渐参加了革命工作。许德瑗曾叫我到延安去，可是我没有去，动了身，但没走成。
我1947年加入了民盟，因为不满国民党政府，但如何去反抗，如何工作，还是不了解。
1947年8月李柱（中共地下党员、民盟成员）来，开始与他相识，后来与他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李柱同志每次来，大都住在我家里，但敌人多次到我家来抓他，却都扑了空。我们常常半夜里印传单，到外面去散传单。李柱同志给我很大帮助，他带来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口号……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思想水平、工作都有很大提高。那时生活很艰苦，买船票、车票、吃饭都是自已掏钱，但很快乐，劲头很大，九江的工作也很顺利。
解放前夕，九江很乱，人心惶惶，很多人说要跑，特别是解放前一周，一些人问我要不要走？我们就做工作，说不要走，特别是对那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做工作，像商会会长熊渭、纱厂厂长等。后来熊渭不走，兴中纱厂厂长也不走，纱厂稳定了，其它小厂也稳定了。就这样你不走他不走，很多人也就不走了。工厂厂长不走，工厂也不停产、工人的情绪也就稳定了。
商会会长熊谓对解放军支持很大，九江刚解放时过往的部队很多，军粮调动量大，那时熊渭非常忙。可惜解放不久他就突患脑溢血死了。熊渭的追悼会很隆重，邵式平也来了，轰动一时。
关于迎接解放军解放九江和庐山，我曾经写过文章（见九江文史资料和省文史资料）。
庐山解放很顺利，我们要求山上的原国民党军警将枪支扛下山，放在莲花洞，我们给他们打收条。就这样庐山没费一枪一弹解放了。可是后来那些放下武器的旧警察的政策一直不得落实，我感到很对不起这些旧警察。他们没有得到起义的待遇，也没有得到投诚的待遇……“文革”结束后，经过多次与庐山做工作，到前4年（1997年）才落实，但这些人十有八九都死了，他们的后人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许德珩、魏道明与其他
据说，我们许家是几百年前从安徽迁来的。
许德瑗（1900-1972）与许德珩（1890-1990）是同胞兄弟，老大叫许鲁僧（德琛）、许德珩是老二，老三死得早，名字我不记得了，老四叫德璋，老五叫德瑗。
许德瑗是本份人，他对妈妈很孝顺。有一次，他在中央开会回到家里，跟我们说：开会时宴会上的菜很高级，使他想起小时候。他小时候家里很穷，过年时，妈妈要从虞家河来回走30里，到河边去捡人家胣（chi音尺，指开腹、掏出肠子）鱼后扔下的鱼肚鱼肠，捡回来在河里洗一洗，当过年的年夜饭。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我父亲是老大，他手下有二个妹妹，两个妹妹（我叫姑姑）都是从小就抱出去当童养媳。其中有个姑姑（二姑）抱给姑塘当童养媳，二姑前几年死了，黄智权是她的女婿。她女儿在南昌电校读书，黄在学校当老师，师生关系。（黄智权时任江西省省长，我们问与黄省长交往过没有？许老笑笑：“没有，人家当大官，这时去认亲，别人怎么看？）
抗战时姑塘叫阴阳界（鄱阳湖西岸九江一带为沦陷区，鄱阳湖东岸都昌为我方控制区），姑塘有几大姓：任、王、曹、刘。
蔡若虹（1910-2002）是我爱人的舅父，也是九江人，现在不行了：这么长的胡子，人又瘦小，坐在一把椅子上，你跟你说三句话他就睡着了。你说：“哎，你又睡着了！”他醒一下，又睡着了。他1979年到九江来了，他给了我很多书，但都被人这个借一本，那个借一本都借完了，借去后他们也不还。
十里铺谭畈许家和我们许家不是一宗谱，我们许家这一宗没有（修）谱。
抗战中九江许家出了两个名人，她们突然失踪，曾经闹得沸沸扬扬，有说是私奔的，有说这样那样的。解放后才真像大白：一位是许四芬（我五姑）是新四军医院院长，1976年来过九江，后在福州军区离休。
另一位叫许念慈（女、谭畈许家）后来改名了，建国后来九江时是黑龙江省秘书长，以后可能更大了。
谭畈还有一个前年去世了，是武汉农学院院长，叫许传真（记音）也是农业专家。
1953年我在南昌见过饶濑石（1903-1975年），有关他的事不大清楚。
魏道明（1901-1978年）也是我们九江的名人，解放前他父亲是个穷秀才，叫魏调元（解放前安葬在九江），屡试不中，才专门教书。我见过他，为人忠厚，在八角石教“泥巴馆”（九江土话），教几个毛孩子（穷人家）。魏道明母亲帮人洗衣服，她生了好几个孩子，魏道明可能是老大，有一个女儿叫魏德华。我很小很小就叫他父亲魏公公，他父亲培养儿子读洋学堂，后来魏道明才在学校认识了郑毓秀，郑是广东人，家里很有钱。但魏成绩好，他们就这样好上了。魏道明以后读大学、留洋都是郑家出钱。由于郑与宋美龄这些人关系好（广东郑家很有名），结婚后，魏道明便平步青云，当过南京市市长、国民党政府驻法国、美国、日本大使，“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
后来魏道明全家都随儿子到郑家去了。魏道明其貌不扬，但会读书，懂几国文字，郑毓秀后来在上海任华中大学（不详）校长，是风云人物，所以九江人都说魏道明靠老婆起家。
我被打成右派20多年，与“章、罗联盟”是一条线上的人，江西还有向法宜、许德瑗，许曾是省民盟主委、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长。
打成右派后我下放到武宁乡下，那里不通公路，也没有电话，但农民对我很好。后又到武宁船滩，那里农民对我也一样。我现在对农村非常怀念，为何他们对我好？因为我是学农的，农业种植、水利、机械都懂得一些，人又闲不住，喜欢帮助农民，农民也常帮助我。
1950年我当选（九江市）副市长，那时只有一位副市长，市长是冯安国，后来可能当过三机部部长。我与史梓铭也熟，史是大市（地区专员）。
八十年代，又选我当（九江市）副市长。
九江长江大桥与许德珩、茅以升
九江长江大桥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修建，几年后停下来了，这一停就停了好多年。九江人希望这桥早日建成，所以1984年江国镇在九江当书记时，他找我说：“杰夫同志，我们有什么办法在北京去走一走，看有什么门路（恢复大桥建设）？”他又说：“这门路要你想”。他这么说我就意识到他是想找我的堂伯许德珩，我想这是一件大好事，就说好吧。于是江说：“那我们说干就干”。
就这样，他、我，还有九江市政府副秘书长宋德全、陈伟几个人几天后坐火车北上进京。到北京后由于江国镇与许德珩不太熟，于是我陪江国镇到许德珩家，许德珩家很朴素，一张绷子床，一张桌子，两把旧沙发，还有一个小花园，很小，只有这屋大（许杰夫指指我们落坐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客厅）。
许老见是家乡人，很高兴，问有什么事？江国镇示意我说，我便说：“二伯伯，我和江书记这次来，主要目的是为九江长江大桥，江西人民盼望这桥早日建成，所以江书记特地要我们来……”我将九江桥停建的一些事说了一遍。
许一听，说：“这是好事呀，好事，好事！让我问问邓大姐。”说完他拿起电话来给邓打电话：“邓大姐吧，我们九江的领导同志到这里来了，非常怀念总理呀，我们年纪都大了。九江大桥是总理提议建的，现停了十多年了，我们都要到马克思那里去，见到总理，我们怎么说啊，九江桥到现在还没有建起来。”
电话里邓怎么回答的我们无法全部听见，但听清了这几句：“现在主管铁路的是万里同志，是不是你跟万副总理把这个事提一下？”“好，就听你的消息。”（其它话我记不清楚，这几句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和江听了，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回到了住的地方
三天后，我一个人去许老家，见了面他对我说：“杰夫，邓大姐来电话了，说桥不能建的原因主要是地层情况探测得不够“。我说：“哎呀，这是大事，二伯伯，你说这事有没有救？”他说：“有，你去找茅（以升）老”。我说：“我又不认识茅老”。他说：“不要紧，我打电话给茅老，看他是不是有时间见你，等我跟他联系上了再去，茅老是位学者，你做事不可鲁莽呀”。
他马上打电话：“……九江长江大桥说是地质结构有关问题，是不是劳你的大驾去看一看，使九江人民的愿望和总理的愿望实现……我要我侄儿去找你。
许德珩住在地安门，茅老住地很远很远，我是坐许德珩的车子去的。
我和司机按门牌号码找到了茅老家，他的女婿第一个出来，说是许老刚才打了电话。茅老的家里非常简朴：一张没有油漆好的桌子，三条板凳，一个书架子，老得不得了，满架子都是书，一个瓷器茶壶，就家《沙家滨》茶馆那样场面。很快茅老来了，他穿一双布鞋，非常朴素，轻声下气，非常儒雅。我毕恭毕敬地向他汇报，他说：是呀，建桥基础最重要，上方再好，下边不稳也不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财产损失也不得了。他又问：“你们带资料来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哦”了一声，说：“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这个事一定要办。建设新中国，我们要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我一定要出力。”
我千恩万谢出来，回来向江国镇书记汇报，江也很高兴，说：“我们一同再去拜访他”。我说好呀，于是我第二次去拜访茅老。江对茅老谈到九江桥对江西的发展重要。茅老说：“我去看一看，是否能解决问题，等我到了、看了再说，尽量争取吧。许老和邓大姐跟我说了，这桥是总理定的，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见了总理，怎么交待呢” ？
见茅老话说得这样沉重，江国镇同志也放心了。
我们回到九江不久，电报就来了，说茅老要到九江。茅老来后，到大桥局第五工程处，要技术人员把大桥勘探等资料给他。茅老看了资料，又到几处工地实地走走，说没有问题。
茅老回去后个把月，万里副总理来九江，说：“茅老回去后说这个桥没有问题，邓大姐也给我来了电话，为了经济的发展，这个桥应该恢复”。
万里副总理回去后，中央就决定恢复九江桥的修建。
映庐电灯公司及其它
关于映庐电灯公司，我已经写过文章了。但一般人不知道：映庐电灯公司最大的股东是姚依林（1917-1994）姚家。
我有一个三祖父，叫许楷廷，他是日本留学的，现在不在多年了。他、我的四祖父许森、和姚依林的二爸爸姚凌（号绍枝）那时都在日本留学，后来，姚绍枝的妹妹（姚依林的姑姑）嫁给我三祖父许楷廷。姚家是豪门大户，所以1917年映庐电灯公司创办时，姚依林姑姑陪嫁的钱就陪到了九江。映庐电灯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集资10万元，姚家有5万元，是最大的股东。
姚依林的父亲叫姚继枝，姚依林不到一岁父亲就死了，葬在江西南昌，姚依林由他二爸姚绍枝抚养到五岁。那时姚绍枝在江苏武进当知事（知县）。姚依林的姑父、我的三祖父许楷廷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糸读书，后来亲友们说画画不如办企业对国家有利，所以说服他改行，当了映庐电灯公司经理。由于种种原因，1932年三祖父许楷廷辞去了经理一职，由姚依林二爸姚绍枝继任，但他也没干多久。
日本人打来时，工人们早在日本人来前就将发电厂的机器拆开，分散埋在农村各个地方。九江1938年7月27日沦陷，大部分工人往南逃难，我们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我们走后，日本人抓获那些没有走的人，要他们说出埋藏机器的下落，但没有人肯说出来。
八年后抗战胜利，工人们从外地回到九江，把埋藏的零部件挖出来，工人们一分钱不要，花了一年多时间，修复组装了机器，成功发了电。电厂就建在老兴中纱厂，工人们要我当了经理，这是1946年的事。
解放前电厂的同志努力保护我。结识李柱同志后，他常常关照、教导我，记得他说：事（指地下工作）要做，但要保护自己（李柱是江西省星子县人，建国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西省民盟主委、江西省人代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
以前我们搞地下工作，活动经费与招待李柱等过往的同志，都是靠我们自已的工资，上边没有钱给我们。不像现在的人，没钱不干事。
解放时，庐山真空了好几天，山上秩序靠旧警察维持，“美庐”等处的物品完完整整没有动，把庐山一草一木完整地交给了解放军。
我记得蒋介石的“美庐”里，两张钢丝床，房里有两根大象牙。
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上领导人要我去庐山去看看。我去了，在“美庐”却只看到一根象牙，我说：“书记这个东西哪去了，这是两个呀，总么只一个”？他说：“以后那根不知放到哪去了”。我说：“不知是放在哪里，还是给什么人作了‘贡献’”。
九江江北一片土地（指今属湖北省黄梅县的小池口一带）要能归还九江就好。
民国25年（1936年），我们的队伍在江北一带很活跃，宋子文从九江上庐山，为了便于军事布置，就搞了个隔江而治，将九江地区所属长江以北的地区都划给湖北省和安徽省，小池口有两个乡，从此全部划走了。（据《九江市志》记载：1936年宋子文将小池口等地划给湖北、安徽，是为了长江堤岸的防洪，不知许老记忆是否有误？）
划去以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池口人掀起了一个回归九江的高潮，他们开大会，大船小船的人来九江，九江也供饭给他们吃，情况反映到中央，中央没有接受。
黄知真省长在江西省当省长时，也对此很关心。但他调湖北当省长后，他就说：“那怎么行？我们要把小池口变成鄂东的港口”。
（作者系九江市文艺创作室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