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九江人民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

　　第一节内战爆发民不聊生

　　一、物价猛涨城乡经济破产

　　蒋介石发动内战，在军事上遭到严重失败的同时，经济和政治也陷入严重危机，把国统区人民推向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首先是物价飞涨。从抗日战争前夕到日本投降，物价上涨1800倍。到1947年7月，则上涨6万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7年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其次是大批工商业倒闭。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下半年的五个月中，仅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倒闭工厂4050家，1947年的开工率仅为正常年份的20%。再就是农村经济面临破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宣称1946年免田赋一年，但到这年6月就宣布恢复田赋征实，而且所征赋税成倍增加。战前每亩田赋连同各种附税在内折合米价为一斗至一斗五升，战后从六斗飙升到九斗五升。农村苛捐杂税繁多，在浙江农民买一头牛竟要上七道税。蒋介石为了内战需要，实行强制性征兵制度，1946年征兵50万，1947年增加到150万。强征民工更是无法计算，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减少和大批逃跑。农村自然灾害也很严重，1946年灾区遍及19个省，灾民一亿人。由于以上原因，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急剧下降。1947年农产品总产量仅为抗战前的60%。工农业凋蔽，物价高涨使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1946年下半年仅北平、南京、上海三地，失业和无业的人达260万，1946年各地饿死人数达1000万之多。

　　九江人民也像其他国统区人民一样，忍受国民党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处在民不聊生的境地。1949年4月14日《申报》以《九江在死角上挣扎》为题载文说：“九江，现在是成死角上的一个衰落市场，差不多两年前，河岸与街巷里往来如织的过路客拥挤的情形，今天在九江市面上，很难看到。相反的奔跑在街头巷尾的人们，都皱着眉毛，惧怕以后的岁月，不知将来怎样挨过去。所以，九江是在死角上挣扎。”“现在，这儿的大行业，如瓷器、粮食、……外销市场，由于整个金融界不景气的关系，走向下坡，尤其在徐淮会战以后，安庆战起，最近的一个阶段里，更是爬上了死角尖上。”

　　1948年，修水县几项重要商品价格3月比2月上涨率分别为：粮食上涨300%，衣料上涨160%，黄金上涨200%，杂项上涨278%。瑞昌1947年2月份每百斤大米价格为法币8万元，到11月涨到90万元，7个月飞涨10倍。1945年底，一元一张的法币尚可在市面上流动，到1949年，千元以下的单张钞票变成废纸。于是发行金圆券，一块钱兑换300万法币，可金圆券发行不久照样大贬值。做买卖的不是一张张数钱，而是将钱捆好贴上“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的声明。国民党的纸币信誉扫地。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甚至一天涨数次，引起人心浮动，城乡抢购风潮此起彼伏，百姓苦不堪言。

　　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经济危机，拼命增加赋税，税赋之重旷古未有。尤其是强加在农民头上的田赋征实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瑞昌县一些地方农民租种田地的收入，要用50%交租，30%交纳各种捐税，自己只能留下20%。农民养一头猪几乎化一半缴税。瑞昌1947年3月征收一次性牌照税，每个高达14万元，1948年仅上缴的税捐和屠宰税达3580万元。由于赋税多、税率高，修水三都黎明村有106人因交不出税而坐牢。

　　国民党强制征兵派差，农村青壮年大量逃亡流离。加上水旱灾害的侵袭，土匪为患，造成农村田园荒芜，广大劳苦农民终年劳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完全失去再生产能力，导致农业生产力逐年下降。瑞昌县1947年稻谷总产只有823.4万斤，按全县人口11.2万人计算，人均稻谷仅有73.6斤，不足两个月口粮。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国民党政治上严重压迫，经济上残酷剥削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怒火，他们为求生存求解放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二、抗丁抗粮抗差抗税席卷城乡

　　抽派壮丁是国民党政府摧残压迫人民群众的手段之一。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大抓劳动人民子弟为其卖命，同时借征兵名义滥收“特捐”和“壮丁费”，大发横财。九江《型报》载：“九江市县在1948年1年，除征收本年度壮丁5000名外，还提前征了1949年度正额壮丁2000名。一次下令就要征收‘特捐’500亿元。壮丁和‘特捐’象大灾大难一样，卡压在人民头上。壮丁被抓去，不是被折磨死就是变成炮灰，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回来。家中老幼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穷人交不出‘特捐’和‘壮丁费’，只有卖儿卖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沉重的内战负担，压得九江人民抬不起头来。人们对反动政府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实在是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和斗争。

　　人们不愿为国民党政府卖命，抽壮丁设法躲避和逃跑。1948年上半年，九江县黄沙洞的黄敬武抽壮丁中签后，一咬牙将自己右手食指砍掉，不去給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武宁县箬溪西路农民王廷来因乡长抓他去当兵，用刀砍掉自己五个指头。九江县大栗坪很多农民听说抓兵，连夜逃往外地长期不回。有的即使被抓去，在路途或到达验收地点又逃跑。1948年九江县征新兵5000名，送到省时只剩下100多人，1946年至1948年，历年壮丁缺额达五六千之多。

　　抓壮丁是国民党瑞昌县政府的一大苛政。国民党反动派对待壮丁如同囚犯，随意搜身打骂，捆绑关押，使他们丧失人身自由。承办兵役的官吏勾结乡镇保长，借抓壮丁之机敲诈勒索，鱼肉百姓，致使买卖壮丁成风，害得穷苦人家倾家荡产。反动政府制定的“壮丁抽签”办法貌似公正，其实是愚弄百姓，大权完全操纵在乡镇保长手中。他们凭借权力对富豪子弟隐漏不报，对劳动人民子弟不论中签与否，都可派警丁抓捕。因此逃丁成为抗丁斗争的主要手段。每次征兵令下，群众如大祸临头，青壮年闻风而逃，被抓青年有的宁愿终生残废，也不当兵卖命。群众还利用国民党《征兵条例》中的一些条文，与反动派进行斗争。1947年8月，瑞昌码头镇第一保长张肇甫依仗权势强抓一名未到应征年龄的青年当壮丁，以顶替自己的亲属。青年的父亲魏茂名抓住《征兵条例》中有关“未到年龄男丁应缓征”的规定，到县参议会请愿，控告保长“恃强凌弱，舞弊兵役”。县参议会为平息民愤，捞取一点“代表民意”的政治资本，只得致函县政府将他儿子放回。1947年和1948年，瑞昌记录的此类事件就有五起。即使抓了壮丁，入营以后逃跑的也比比皆是。1947年江西省参议会在《全省兵役舞弊调查汇报》中公开承认：“新兵入营后逃跑率约占7%”。其实官方数字是大打折扣的。新兵逃亡严重，瓦解了反动军队士气，引起国民党上层机关震动。1948年9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紧急电令瑞昌县长吴耀廷：“因剿匪部队需兵甚急，该县上年及本年欠额必须限期交清。”充分反映了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对兵员枯竭的恐慌不安和焦虑心情。

　　1945年10月5日，修水县白岭东皋保长冷崇生带人到冷清望家抓他弟弟当兵，冷清望责问保长为什么要抓丁打内战，保长不问情由用铁棍将冷清望打伤。冷清望忍无可忍对准保长就是几扁担，并一刀结果了保长性命，带领母亲、弟弟远逃他乡，到解放后才返回。1948年1月，南浔师管区驻修水接兵站虐待壮丁，将官塅壮丁朱其庚毒打致死，企图抛尸灭迹。消息传出后，县城群众被师管区一贯惨无人道，强迫壮丁过非人生活的暴行激怒，聚集千余人到县城抗议，要求查办凶手。近郊农民闻讯赶到县城助威，国民党县长陈维德见众怒难犯吓得跳墙而逃。从此群众抗议征兵呼声愈烈，怨声载道。1948年和1949年，修水县因群众反抗没有完成征兵名额，前后两任县长王泽民、吴懋松都受到国民党省政府记过处分。

　　在抗丁的同时，抗粮、抗差斗争也在农村普遍发生。武宁打乡丁，打粮差的事件到处出现。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国民党反动派面临末日心急火燎，到处抓夫派差抢修江防和城防工事。瑞昌县码头镇的渔民和船民在封江停船断绝生活来源的艰难日子里，为了躲避修筑工事，白天躲藏在苗母山和荒野，夜间回来偷偷捕鱼网虾借以糊口。修建瑞昌县城城防工事，群众不怕敌人恫吓，或逃跑躲避，或消极怠工，使城防工事半途而废。

　　横征苛捐杂税，强逼地租，是国民党政府压榨人民群众又一重要手段，其名目之繁多，负担之沉重，旷古未有，骇人听闻。有民谣说道：“顾得肚皮难交税，交得税来饿肚皮”，“镰刀挂上墙，柜里尽扫光”，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遭受压榨的悲惨状况。

　　1948年初，九江市区税务当局发出加征税收通知，全体市民愤然罢市。商会出面与税务局长谈判，200多商民将商会团团围住，高呼口号，场面激烈，迫使税务局长徐广金当场签字承诺不增税，不开新税目，增税和开征新税目要同商会商量。斗争取得胜利，大长了人民群众威风。国民党九江县政府通令收“抗乱捐”，广大市民罢市反抗，经商会联合开明人士与政府交涉，县长只好同意该捐免收。这次罢市抗税胜利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久兴中纱厂，映庐水电公司，兴华面粉厂和华盛昌等工商企业大户协调一致，以营业不振为由，申请缓交税收，实际上达到了抗税不交的目的。

　　瑞昌县捐税多达几十种，商民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抗税逃税。据资料记载，1947年由于“营业税大量逃失”，全县财政预算无法完成，1948年税收年度已届终了，全县各类所得税、印花税、遗产税、特种营业税和统矿烟洒税等征收数字与预算数字还相差甚远。有些地方的商民群众利用反动派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巧妙地进行抗税斗争。1946年12月，瑞昌县政府批准码头镇公所以“筹集教育基金”为名，对已交过“国税”的烟叶每件重征法币1000元。朱湖、泥湾等村农民与烟商利用九江税务部门与瑞昌地方政府争税的矛盾，联合向国民党江西货物税九江驻区督导员申诉。12月28日江西省政府令瑞昌县政府：“烟酒类税就产地一次征收行销国内，地方政府不得重征”。迫使县政府不得不取消额外税收。

　　第二节工潮学潮迭起

　　一、九江、修水等地的工人罢工

　　九江城乡人民抗丁、抗粮、抗差、抗税斗争与工人罢工、学生运动相结合，形成爱国民主运动滚滚浪潮，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地方政权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九江铁路工人待遇长期极不合理，工资从未及时按月发放，薪饷发来物价已经上涨，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全体工人酝酿已久的罢工，由于生活没有着落终于爆发，也就是九江铁路工人阻车请愿事件。1949年1月19日，工人们愤怒地坐在铁轨上，阻止满载军用物资的特别快车开出车站。2月18日，以铁路局长营私舞弊为导火线，再次爆发声势浩大的罢工工潮，工人有组织地向铁路当局提出三点要求：（1）对铁路舞弊案必须依法起诉；（2）已答应借支的10000元米贷金，必须迅速发出，并按照16日米价折算；（3）2月份已发和未发的薪饷，以及米贷金共为大米一担，均应按发放时米价折算，不得分文缺少。

　　这次罢工规模空前，国民党国防部九江办事处徐副司令亲自出面“调停”。工人在凶恶的统治者面前团结一致，斗争坚决，没有丝毫恐惧和软弱，徐副司令虽然费尽口舌，仍被弄得狼狈不堪。罢工斗争两天取得胜利。

　　1949年4月解放前夕，兴中纱厂资本家忙碌地处理机器和财产，准备一脚踢开工人远走他方。全厂工人识破资本家的阴谋，决定统一行动实行罢工。罢工斗争以女工为代表向资本家要解散费。开始资本家拒不答应，女工代表在全体工人的支持下，把资本家李群化、朱寿楠、洪吉安等人围在办公室，不准他们出来。朱寿楠偷偷溜出硬要工人上工，激起女工愤怒，群起围住朱寿楠用筒管痛打一顿。罢工坚持一整天，资本家无可奈何被迫答应工人要求，每人给40绽纱、三元钱的解散费。

　　修水县城以工资维持生活的米业工人生活极其困难，纷纷向资方提出工资以实物计算的合理要求。资本家却说：“共产党还没有来，你们就集众闹事，当心杀你们的头！”工人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说，“要杀就杀，反正活不去了！”1947年7月的一天，全城米业工人相约离开米店开始罢工斗争。国民党修水县政府闻讯，密令警察局派人逮捕帅道文等人。工人们不屈服，更加紧密团结，主动凑钱给难友并送上好饭菜。帅道文等人对送饭的家属说：“请告诉大家，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愿意坐穿牢底。”由于工人罢工，市面无米出售，军粮、民食发生困难。县城工商、市民、学生各界民众一致同情和支持米业工人斗争，呼吁县政府尽快合理解决工人要求。县政府怯于社会舆论压力，终于答应米业工人要求，历时一个星期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二、九江、永修、都昌、武宁等地的学生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剥削工人和农民，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大肆迫害，利用各种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非法限制和监视他们的言论及行动，禁止谈论国家大事，看进步书报，唱进步歌曲，并且任意解聘教员，开除学生。学校的反动派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克扣贪污教师薪金和学生伙食费，多数教员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学生伙食也差到极点。在工人、农民英勇斗争精神鼓舞下，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

　　在九江城区，1948年10月间九江女师师生首先举行反迫害、反饥饿的罢教、罢课运动，他们召开师生联合大会，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控诉惨遭迫害和饥饿的情形，向当局提出三项要求：（1）保证教师的工作；（2）增加教师的工资，并按月发放；（3）改善学生伙食，每餐至少要有一个菜。在女师罢教、罢课的影响下，九江中学，省立高级工业中学也行动起来，三个学校教师共同组成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学生也联合成立学生联合会，配合教师的斗争。师生联合会多次商讨斗争的目的和要求。罢教、罢课三四天后，反动当局和校方仍置之不理，更激起师生愤怒。教师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组成一个80人的代表团，带着请愿书到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请愿，公开揭露反动派迫害师生的真面目。斗争坚持一个星期，终于取得胜利。1949年4月间，全国解放在即，反动政府对爱国师生的迫害变本加厉，省教育厅继续克扣拖延发放教职员工工资。九江女师，九江中学，省立高级工业中学等校师生再一次展开规模更大的罢教、罢课斗争。全体教师总辞聘，全体学生提出总退学，师生更加团结，态度更加坚决，使三所学校处于解体状态。

　　永修青年学生掀起“要饭吃、要和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高级农业专科职业学校和永修中学两所中等学校，是永修县最高学府。反动派为了控制学校，设立训育处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同时派遣军事教官借军事训练为名镇压进步学生。学校禁止学生谈论国家大事和集会结社，经常以行为不轨对学生进行迫害，公开打骂或开除学生。校方还贪污学生伙食费，克扣教师工资和学生助学金。所有这些激起了师生愤怒，多次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1947年春，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发给永修高级农专一批花布、服装、玉米、面粉等救济款物。校长贺登云将救济物资占为己有，引起师生不满。全体师生罢教罢课，集会游行，喊出“反贪污、反饥饿、反征兵、反内战、反卖国”的口号。学生们成立清算委员会，清算贺登云贪污公物和迫害进步师生的可耻行径，责令其交出黑名单。永修高级农专的学潮震动了县政府和地方封建士绅，他们派遣流氓、恶棍采用威吓、引诱、挑拨离间等手段，欺骗部分青年学生参加三青团，使轰轰烈烈的学潮被平息。永修中学师学生也因校方克扣救济物资表示不满，经与校方交涉无效后，180名师生举行罢课，迫使校方发放部分物资。1948年春，永修高级农专一名学生因病无钱治疗死亡，校方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于是高级农专高农学生开展第二次“反贪污、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学生用学生自治会的合法名义出墙报、黑板报，画漫画，印发张贴传单，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校内再次清算贺登云的贪污行为和迫害学生的罪行，军事教官和训育主任被学生揪斗而逃跑。在强大的压力下，贺登云被撤换，学潮取得胜利。在永修高级农专和永修县中学学潮的影响下，全县不少小学高、中年级的学生也相继罢课。

　　都昌学生反对国民党军队抓丁派兵。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当局因反共需要派兵到都昌抓壮丁。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都昌中学学生对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极为愤怒。一天，都昌县中一群学生去南山，途中碰到一个抓壮丁的国民党兵，学生出于义愤将这个国民党兵痛打一顿，打得他狼狈不堪，涉水逃命。当晚国民党军队包围学校，在校门口架起机枪禁止通行，逐室搜捕学生。学生们团结起来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拿着把木柴和石块，怒目注视敌人的行动。国民党兵抓走三名没来得及集中的学生。学生们怒不可遏，冲涌出来，准备打到国民党军驻地周家祠堂。国民党县长和校长怕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在中途阻止学生前进，并向学生保证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天三名被捕学生被释放。

　　在武宁，学生开展“反独裁、要民主”斗争。1947年到1948年间，武宁师范学校，协和中学和振风中学反独裁、反压迫、反饥饿、要民主的斗争不断发生。1947年11月间，振风中学发生学生围殴县长吴孝先的学潮，参加的还有武宁师范学校和武宁中学学生，数千学生把县长公寓围得水泄不通，将吴孝先的老婆打伤。吴孝先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学生谈判。学生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由吴亲自释放非法关禁的田飞龙老师（振风中学教员）；二是放爆竹赔礼；三是对同学不能有任何处分。在学生斗争的压力面前，吴孝先被迫接受。学生们在爆竹声中胜利返校。1947年秋，武宁协和中学学生痛打大恶霸周兆祥。周兆祥强占协和中学球场作晒谷场，学生要求周兆祥交还球场。周兆祥依仗自己是县参议员，不仅不交出球场，竟采取粗暴野蛮手段压服学生，进一步激起学生愤怒。全校100多名学生冲到周兆祥住宅将玻璃窗打得粉碎，并打伤周的老婆。周兆祥报告县政府，县政府派教育科长去协和中学调查处理。教育科长只听周兆祥一面之词，不听取学校方面意见，当晚在协和中学召开处理所谓闹事学生大会，强迫学生向周兆祥赔礼和赔偿损失。学生们听到这些无理要求，更加激愤，一致高呼：“教育科长滚回去！”“坚决反对不合理条件！”由于学生强烈反对，教育科长狼狈离去。接着学生们将乡公所围得水泄不通，迫使恶霸一方的周兆祥终于接受“放鞭炮过街赔礼”的条件。1949年4月，武宁师范学生对裕民银行武宁办事处拖兑学生伙食经费进行坚决的斗争。国民党江西省教育厅汇给武宁师范学校经费（含学生伙食费）二万元，银行办事处挪作他用，无法兑现，学生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于是，学生冲到办事处架走办事处主任胡绍伊，面对学生正当要求，办事处只好设法兑现全部汇款。

　　瑞昌县学潮也不断发生。瑞昌县反动当局对国统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胆战心惊。他们惧怕在本县引起连锁反应，对学校师生行动严加监视，处处防范，并采取法西斯手段镇压学生运动。一是开办所谓教员培训班，强制整训中学教师和小学校长。由县党部书记长、县长等头目讲课，进行反共政治教育，禁锢教师的言论和行动。二是实行党棍治校，在教师队伍中安排国民党特务和反动骨干，监视师生行动。三是强制推行极为反动的《江西省整饬校风纪办法》，惩罚进步学生。国民党反动派采取高压政策，激起广大师生强烈反抗。1946年8月7日，反压迫、反饥饿学潮首先在瑞昌县中学掀起，师生推举代表到县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改善办学条件，改善师生伙食，严惩贪污渎职的校长许秉周。1947年，该校师生因国民党党棍、童子军教官用法西斯手段摧残学生，又掀起第二次学潮，愤怒的学生不仅痛打这个国民党党棍，而且清算国民党特务、训育主任邓静山贪污教育经费，克扣学生自治会基金的罪行，闹得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

　　在修水，青年学生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痛恨至极。从1946年起全县学潮不断。1946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修水旅居外地的京剧名旦黄蜚秋先生回县在华光巷国民党县党部演出《武家坡》。早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修水中学、散原中学青年学生300多人，以看戏为名冲进县党部，将“中国国民党修水县党部”的招牌砸烂。县党部查不出证据，抓不到把柄，只好不了了之。由于物价飞涨，学校老师一个月的薪金一捆票子只值几角钱，难以维持最低生活。一天上午，散原中学学生出动二三百人到衙前街裕民银行办事处门口请愿，要求工薪换发银元，国民党三四八师师长吴抚夷与县党部书记周南群以手枪威胁学生。学生毫不畏惧，振臂高呼：“教师要吃饭，我们要读书”，“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工人、农民也纷纷支持学生斗争，银行行长怯于学生压力和社会舆论，只好答应以银元折算发给教职员工薪金。1947年7月中旬，白岭回乡度假学生目睹父老乡亲背负国民党苛捐杂税所遭受的苦难，以反对私吞美国救济物资为导火线，有组织地同国民党乡公所进行斗争，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等标语，经常半夜开会商讨对策。当地群众为学生通风报信和集资解决吃饭和活动经费等问题。事态扩大后，修水县政府一面派兵弹压，一面不得不宣布撤销古市、路口等乡乡长长职务，追回私吞的救济物资。1947年暑假，白沙乡回乡学生集会向国民党乡公所清算所贪污的盐股金款，算了三天三夜，责令乡公所将贪污款全部交回。水源、中塅、黄龙等地学生和农民也纷纷响应清算贪污款。1949年5月4日，在民盟修水支部推动下，县城散原中学，修水中学和茶叶职业学校师生及部分小学师生3000余人在中山公园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祸国殃民政策，高呼“反征兵、反饥饿、反压迫”，“取消保甲制度”等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等歌曲上街游行，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无可奈何，工人农民无不拍手称快。

　　九江地区不断迭起的学潮，沉重地打击了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通过斗争，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从而更加坚决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高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