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第一节新四军都昌留守处遭破坏
一、新四军都昌留守处的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虽然由对日妥协走向抗日，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政府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毛泽东选集》二卷340页国民党政府仍然执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反动政策。赣北地区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党棍、特务、流氓等反动分子混入各种抗日爱国团体，监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抗日活动，采取恐吓、威胁、引诱、离间、暗杀等卑劣手段进行破坏活动，甚至以“越轨行为”等莫须有的罪名，任意逮捕、监禁和枪杀共产党员，在赣北制造一系列惨案。
赣东北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在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留下少数武装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和留守处，继续领导抗日斗争。
1937年秋成立的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管辖范围包括景德镇和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和浮梁广大地区，田英留在办事处工作。1938年1月，田英根据陈毅指示带领都湖鄱彭中心县委成员和部分武装部队返回都昌，在大港成立新四军都昌留守处，田英任主任，副主任苏远全、邵荣兴。都昌留守处对内称都湖鄱彭中心县委，田英任书记，管辖都昌、湖口、鄱阳、彭泽。设立都昌留守处表面上为了联络方便，实际上是加强中共对这一地区抗日运动的领导。
留守处共有16人，田英，警卫员陈光林，老班长刘国均，伙夫郑玉太公开常驻留守处，中心县委成员华永标、邵荣兴、戴其明、苏远全、石书文和秘书丁大倪，则半公开半秘密地分别驻鄱阳、彭泽、湖口和都昌张家岭、徐家埠一带，县委成员谢文山来往于留守处与新四军一支队之间。田英利用留守处这个合法机构做了很多工作：第一，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日；第二，进行广泛统一战线工作，把地方上知名人士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第三，向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1936年被捕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100多人；第四，为发展抗日游击队积极筹集经费；第五，向新四军军部输送大批新兵入伍；第六，大量地吸收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学教师、下级官兵及妇女优秀分子入党，秘密建立党组织。这时期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共有党员两百余人。
二、都湖鄱彭中心县委书记田英被害
国民党当局对新四军都昌留守处公开活动表面承认，暗中却蓄意破坏。国民党都昌县政府派县常备自卫大队一分队驻扎大港街，名为执行防务，实为监视新四军留守处。分队长冯观涛表面上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动接近田英，经常邀请田英进茶楼下酒馆，形影不离，暗地里却暗藏杀机。
有个名叫崔洋翰的游击队员在部队改编中怕吃苦从浮梁逃回家，假造田英的私章和文件在乡下向豪绅要米，国民党湖口县政府不作调查，向省政府诬告田英仍在打土豪，破坏国共合作。因田英在省政府备案的名字是胡望生，省政府电复湖口县国民党政府称“据第四军电复，查本部无田英其人，仰即将其所部歼灭。”电文转到湖口县第三区区长张旭辉和都昌县常备自卫大队副大队长李远辉手里，他们如获至宝，觉得报仇的时机来到了。这二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是田英的手下败将，他们对田英恨之入骨，早欲置之于死地。
当地进步人士曹光朝告诫田英：“你要慎重，冯观涛是国民党中队长，不要和他在一起……听说湖口告了你，你要当心！”田英却不以为然：“既然国共合作，就没有关系，不过是打官司而已！”但思想上还是有所警觉。1938年4月4日，田英通知在外地工作的中心县委委员立即赶回大港研究对策。5日部分人员赶到大港，留守处共有七人，没想到国民党顽固派竟这么快公开对留守处下手。
5日下午3时，李远辉率常备自卫大队第二中队100人从县城出发直奔大港。为防走漏消息，谎称“大港出现土匪，我们现在去剿办”。6日晨3 时到达大港，同时到达的有张旭辉带领的湖口县第三区分队，加上驻大港的分队，共约300人。他们将留守处里外三层包围起来。天刚放亮伙夫郑玉太出门买菜，被埋伏的自卫队捉走。田英听见动静翻身下床，拿起手枪与中心县委委员苏远全、丁大倪、刘国均、陈光林等冲上屋顶，居高临下向自卫队猛烈射击，打得自卫队躲在沟里不敢抬头。两个多小时过去，僵持不下。田英是有名的神枪手，可以左右开弓。李远辉一看硬攻不行，于是命令冯观涛喊话诱骗。冯观涛对田英喊道：“老田，你不要打，快下来，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时田英等五人子弹快要打光，又轻信冯的保证，田英先把快慢机枪丢下，再和陈光林等五人从屋顶上下来走出留守处大门，冯观涛挽着田英的胳臂向碉堡走去。一到碉堡敌人就露出狐狸尾巴，以李远辉为首的反动派立即将田英等人绑起来，丁大倪、刘国均、郑玉太当场被李运辉枪杀在一分队碉堡前的草坪上。邵荣兴在激战中中弹身亡，留守处的财物被自卫队洗劫一空。
4月7日，田英与苏远全、陈光林一起被押往大港后面的狮子山脚秘密杀害。当地群众对田英等人被害感到无比悲愤。消息传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三营战士尤为气愤，一致要求支队领导批准他们打回都昌去为田英等人报仇。支队司令员陈毅考虑到要以抗日大局为重，劝阻了大家，他给了田英高度评价，说田英“来往于景德镇、都昌之间作统战工作，”是“赣北鄱阳、湖口、彭泽、都昌一带的领袖。”
三、中心县委恢复后再遭破坏
大港惨案发生后，中心县委成员华永标、戴其明于4月10在曹百四村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大家出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恨，决定立即给新四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和驻景德镇办事处主任朱辉写信，要求派兵到都昌为田英报仇。等了半个月没有结果，陈又派戴其明、老张分别向军部和办事处汇报，途中都遭到国民党杀害。6月初，特委派许其昌和负责联络工作的谢文山一道到都昌，了解留守处被破坏的经过和恢复党的组织，他们在北炎高家村高道聪家建立中共都湖彭中心区委，书记许其昌。鄱阳从这个地区划出单独建立县委，与中心区委同属赣北特委领导。中心区委机关设北炎高家村，下辖都昌三个区委、彭泽一个区委、湖口一个特支。
1939年5月，许其昌、华永标赴外地开展工作，在鄱阳石门街投宿时被国民党顽固派暗杀，中心区委遭破坏。6月，赣北特委派任以新到都昌，在北炎御史涧石其富家建立中共都湖彭中心县委。同时建立北炎中心区委，将徐家埠，石岳里区委并入中心区委，湖口特支划归中心区委领导。1940年6月，中心县委书记谢文山调任景德镇市委书记，特委派徐国修代理中心县委书记。11月，谢文山又调回都昌任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6月12日，谢文山和北炎中心区委书记谢明礼在饭店吃饭，被叛徒石宏勋出卖，遭到逮捕。国民党顽固派审问谢文山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有多少队伍，谢文山斩钉截铁地回答：“工作在前方，部队也在前方。”第二天谢文山、谢明礼被解押到黄梅岭杀害。都湖鄱彭地区最后一届中心县委遭破坏。
谢文山牺牲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心县委决定将干部疏散。徐国修到安徽望江找新四军；任以新和交通员石贤金去鄱阳找赣北特委黄先。此时中共中央东南局指示撤销赣北特委，黄先已转去彭泽、宿松打游击，于是任以新回乐平，石贤金返回都昌。不久石贤金也被捕牺牲，都昌的革命活动从此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
第二节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岷山惨案
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赣北岷山地区尽管国共两党就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协议，但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还十分尖锐。1937年6月中旬，赣北反动势力五县联防“剿共”区署杀害赣北游击队政委喻照光等七人。1938年9月，国民党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三纵队司令部和江西保安十八团司令部从瑞昌柯乐源迁驻岷山的黄家岭。反共头子、第三纵队司令兼保安十八团团长钟石磐派傅庭忠大队驻扎在黄土墈罗家中门一带，专门窥视赣北工委行动，派保安团副团长钟焕东、陈正富，大队长童昌辉带领军统特务严仲卿、毛安生、李可九及叛徒张石根，利用地方行政机构名义建立特务网，探取赣北游击队情报，阻止老百姓给游击队送枪、送粮食，进行一系列破坏活动。岷山群众对保安团恨之入骨，当地甚至流传着“宁可日本人杀，不愿钟石磐扎”的民谣。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江西国民党当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掀起公开反共逆流，保安十八团团长钟石磐也在赣北加速反共活动，制造罪恶滔天的岷山惨案。
二、岷山惨案
1939年2月24日，钟石磐以商讨联合出击余家河、马回岭等地日军为名，一面指派大队长童昌辉率领12名军官到赣北工委和赣北抗日游击大队驻地洼里陈村举行联席会议，一面派部分官兵携带武器和铁镐等挖掘工具到游击队的中队部和小队部，谎称同游击队一道破坏南浔铁路。这时游击队员经过株岭战斗正在休整，除担任放哨的队员外没有任何戒备。与此同时，保安十八团三个大队的兵力趁大雾埋伏在陈家垴、张家山、陈家河游击队各中队驻地附近山上丛林中。以童昌辉、钟文圣为首的12个军官全副武装来到赣北工委驻地洼里陈村，说明是受钟石磐委托同中共赣北工委领导商讨对外作战计划。刘为泗等赣北工委领导以联合抗日为重，诚恳地接待他们。正当赣北工委领导围在桌前看地图时，童昌辉发出信号，张石根首先向刘为泗、田文灼背部各开一枪，钟文圣随即对准刘为泗前胸连射四枪，刘为泗、田文灼当场身亡。徐木秀等其他领导也遭逮捕。杀害刘为泗的枪声一响，潜伏在附近山上的保安团立即冲下山来，实行内外夹击，分居各处的游击队员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都被缴械，大多数枪支被保安团夺去。在山上放哨的两个班游击队员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只好突围。一个班冲到德安洞霄被保安团追捕缴械，一个班跑到万山被潜伏的自卫队缴械。
住在观音庵的工委宣传部长辛忠荩被一个化装成病人的保安团军官和守卫在门外的团兵逮捕，在场的辛忠荩的妻子宋虾贵抱着小女儿怒骂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保安团军官朝宋虾贵连开三枪，母女双双倒在血泊中。正在外面执行任务的少共组织部长张发荣听到枪声，立即和一名战士赶回观音庵，刚一进门便被杀害。随后钱少卿、陈立顺等也遭逮捕。
这次惨案，钟石磐逮捕赣北工委及赣北抗日游击队许多人员，将分队长以上人员囚禁在黄家岭，分别进行威胁、引诱、收买。久经考验的战士坚贞不屈，誓死不叛党投敌。钟石磐施用种种法西斯酷刑，直至杀害。惨案后第三天晚上在黄家岭杀害了大队长陈立顺，钱少卿和妇女部长徐木秀，后又杀害了第一中队长王仪嘉，第三中队长刘昌凤和少共书记陈洪水，特务童善文、刘愈俊在梁家山杀害了大屋孙村党支部书记孙本友。
赣北工委委员、宣传部长辛忠荩被捕后关在黄家岭一间小屋里，钟石磐利用各种物质引诱，施用多种残酷刑罚，辛忠荩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最后拿出《圣经》用宿命论来软化他的斗志，辛忠荩在《圣经》的反面作诗明志，有一首诗写道：半世韶华逝水过，敢将颠沛问如何；喇叭声咽心余恨，夜夜诗成当战歌。4月29日钟石磐将辛忠荩杀害在德安荒山脚下。
钟石磐在岷山惨案中，一共杀害赣北工委负责人和赣北游击队干部30多人，他在给国民党中央的《江西岷山游击指挥部工作报告》中写道：“……本部五奉上峰电令，严饬剿除，乃于二月二十四日在九江岷山附近，将匪首刘为泗等就地枪决，并全部解除其武装。”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不打自招，在赣北地区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的铁证。
在岷山惨案中，只有游击队政委李顺希率领的小部分队伍得以幸免。惨案发生当天他们正在九江县城门乡做发动工作，得知消息辗转到德安荒山上。钟石磐派人进山“围剿”，李顺希率队埋伏在路口，击毙保安团30多人，随后带领队员离开岷山潜往阳新。岷山抗日根据地就此结束，但岷山人民的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第三节国民党顽固派“围剿”修水中心县委
一、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的建立
为了统一领导赣西北各县党的工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中共湘鄂赣特委派骆奇勋到修水，在南峰岭成立中共修水中心县委，书记骆奇勋，县委成员朱庆隆、朱晃富、甘卓吾等。中心县委领导修水、武宁、铜鼓、奉新、宜丰等县工作。主要任务是联系失散的党员，动员青年参军参战；进行统战工作，促使国民党当局抗日；继续与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被押人员。
经过中心县委努力工作，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38年夏未，除县城以铁炉巷樊孝仓兄弟豆腐店为掩护成立的党支部外，在农村恢复和建立了朱溪、山口、马坳、渣津、古市五个区委，山口、漫江、朱溪、渣津、马坳、台庄等20多个党支部，共有党员200多名。
1938年秋，骆奇勋在修水旅社与驻修武前线国民党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的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国民党王陵基部是从四川调到修武抗日前线驻扎的。出川时，该部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经嘉义湘鄂赣特委转到修水中心县委。特委为了团结友军，促进该部积极抗日，决定在武宁成立由九名中共党员组成的中共前敌工作组，隶属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工作组的任务主要是搞好抗日救亡宣传和在军队中团结进步力量，开展统战工作。
1938年秋，修水反动派特务将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朱晃富暗杀。朱晃富在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共平修铜中心县委委员，保卫队政委，保卫局长等职，对敌斗争很坚决。担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后更加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因而被修水反动派视为眼中钉。他们密令大桥乡公所设下圈套，派刽子手深夜到朱晃富家，以路人讨茶喝故意吵闹，引出朱晃富将其杀害。
朱晃富事件发生后，中心县委重新部署工作，一致认为党组织必须转入收缩隐蔽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决定沙湾、渣津、水源等地一部分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到修铜公路段（那里有党组织）去做工；一部分到宜丰天宝去做生意。县委也先后转到上衫、水源、渣津、马坳和县城大铁炉巷一带秘密办公。
二、杨抱爱地下联络站遭破坏
中共江西省委，湘鄂赣特委为做好部队中的抗日统战工作，以修水杨抱爱办的医院为联络站，沟通部队中共地下党员与修水中心县委的联系。修水中心县委在远离县城五六十里的马坳，杨抱爱常带着来修水工作的地下党员步行到马坳与中心县委书记甘卓吾联系，中心县委又通过他与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党员联系，每次都出色完成联络任务。
杨抱爱为贫苦百姓和军队士兵治病总是免费或少收费，他在医院办起图书室和书报销售摊，借阅和销售《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唯物辩证法》、《西行漫记》、《反杜林论》等进步书籍和报刊。许多青年学生和驻军官兵，在这里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杨抱爱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修水县党部注意，他们派特务打探并将情况报告国民党驻军，国民党军政机关经常派人来捣乱破坏，查封进步书籍，甚至对杨抱爱进行人身攻击和恐吓。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军视察团分团由吕月华带领来到修水，国民党修水县党部汇报抱爱医院是赤色机关。吕月华是七十二军政治部少校秘书汪志道（地下党员）的未婚妻，因此吕月华将此情况告诉汪志道，汪志道又转告杨抱爱，要他离开修水以免国民党特务暗害。但杨抱爱还是以工作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在修水。
1940年3月29日深夜，国民党特务以看病为由敲开抱爱医院的大门，将杨抱爱挟持到县城北门河滩枪杀。杨抱爱牺牲时年仅39岁。
三、修水中心县委惨遭破坏
在国民党全面掀起反共高潮的背景下，修水县国民党当局迅速成立“肃奸”委员会，他们会同国民党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和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修水驻军，积极执行其上司处置“狡匪”办法，派出大批便衣密探特务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进行密捕密杀。继朱晃富、杨抱爱被暗杀后，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修水中心县委书记甘卓吾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枪杀。
甘卓吾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先后任修水中心县委统战部长和中心县委书记，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他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名单，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根据湘鄂赣特委转达中央的指示精神，甘卓吾将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迅速转移，自己回到家乡马坳北山，住在戴家大屋北山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5月16日，两个特务装扮成农民模样来到北山小学，对准甘卓吾连开四枪，甘卓吾当场牺牲。
修水中心县委成员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的还有组织部长朱庆隆，县委委员和共产党樊水荣、梁逐夷、陈保明、樊孝湘等20多人。共产党员、原修通游击队长杨柳春被秘密逮捕后，国民党特务极其残忍地将他砍成六块，分四处掩埋。尽管如此，却遮盖不了他们屠杀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恶。
抗日战争时期，修水党组织经历恢复，发展，巩固和隐蔽四个阶段，到1940年底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彻底破坏，不得不中止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