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的建立与红十军两进赣北

　　第一节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的建立与活动

　　一、江西省委领导的九江兵变

　　从1927年起，九江驻军就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滇军。最早是金汉鼎的部队，南昌起义后金汉鼎的第十二师调防吉安，吉安朱世贵的第三军第八师调防九江和南浔一线。1928年第三军缩编为一个师，保留第七师的番号，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朱世贵的原第八师缩编为第二十旅，仍驻九江、德安、涂家埠、武宁，旅长祝膏如兼任九江警备司令，朱世贵任第七师副师长的空头职务。祝膏如与朱世贵都是云南人，出身云南讲武堂，是滇军中有名的双枪（手枪和鸦片枪）将，专横暴戾，昏庸腐败。祝膏如是朱培德的亲信，比朱世贵更阴险狡诈，对士兵非常虐待，经常克扣军饷，士兵的伙食每天减少到一角二分，吃不饱肚子，衣服鞋袜更是困难。士兵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当兵真可怜，发饷九块钱，破鞋袜没衣穿，不如上山去！”意思为不如参加红军游击队。

　　1929年8月7日晚9点多，九江市中山路（今大中路）大部分店铺已经歇业，天气酷热，市民在门口纳凉。突然从东南角传来枪声。驻东门口大校场第二十旅三十九团一个连发动兵变，士兵们高呼：“到司令部要饷去！”“找祝膏如算帐！”经过八角石、四码头、西门口，向二十旅旅部驻地烟水亭蜂涌而去。他们冲到旅部，旅长祝膏如外巡未归，正在华乐园看戏的旅参谋长傅作霖带着卫兵赶来劝阻，当即发生枪战。枪声四起，流弹横飞，士兵将傅作霖打死，直奔祝膏如的办公室，用刺刀把祝的鸦片床铺和军衣、军帽戳上千孔百洞，才撤离市区向湖口方向转移。祝膏如当晚从德安返回九江，见此情景又气又怕，一面将兵变情形电告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和南昌第七师司令部，一面派兵戒严搜查。

　　8月8日凌晨，南昌牛行车站开往九江的早班客车临时改为军用列车，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准备上车的旅客赶往一旁。上午8时，驻赣第七师师长、南昌卫戍司令王均，带着全副武装的特务营登上火车直达九江处理善后。当天下午召开各公团联席会议，到会的有王均，祝膏如，国民党九江县长孙玉书，市长吴照轩，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袁定华、胡亦人等共30余人。会上先由市公安局长报告兵变经过，然后讨论防范办法，最后决定设立九江“八七”兵变善后维持会，具体处理善后事宜。9日上午维持会在国民党九江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讨论善后事宜，由市总商会电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朱培德，要求对兵变“饬即查明惩办，以严将来，惟现商民恐怖异常，停市待命，急盼妥筹善后”。《王均赴浔办理兵变善后》（《申报》1929年8月15日）这时，朱培德已赴南京就任代总参谋长，由代理主席、省民政厅厅长杨赓笙及全体省政府委员向南京发电报作检讨，同时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防范措施，责成王均、祝膏如和南昌卫戍司令部、南昌市公安局维持好南昌、九江的治安。

　　九江从兵变的第二天起晚间8时戒严，无正当职业者不能在九江停留，检查居民户口和客栈来往旅客，言语支吾者立即拘捕，在居民家住宿的外来人以嫌疑犯抓走，浔阳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这次九江兵变是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和发动的。早在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中就有很好的基础。那时根据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的要求，从军到连设立政工组织，配备政治工作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虽然大部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礼送”出境，但仍有少数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隐蔽下来。“在第三军七、八、九师中都有共产党支部，其中八师有共产党员20多人，”《江西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8年4月5日）“他们直接与江西省委发生关系，受省委与中央军委军事科的双重领导。经过两年斗争的变化，到1929年5月，只有二十旅三十九团的一个士兵支部保存下来，”《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1929年5月4日）《中共江西省委五月份组织工作报告》（1929年6月）他们在极端艰险困难的情况下，还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士兵团，为发动兵变作好了准备。

　　1929年7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八一示威运动的指示，要求全省各级党的地下组织以实际行动纪念南昌起义两周年。省委指示三十九团士兵支部以反克扣军饷为名，在7月31日晚发动兵变。由于王均、祝膏如害怕共产党在7月31日和8月1日这两天骚动，对南昌和九江特别戒严，于是推迟兵变时间。8月初省委获悉祝膏如出巡德安等地，一时回不了九江，便决定在中央八七会议两周年纪念日晚9时发动兵变。“为了策应九江兵变，省委在同一时间组织武装人员，在南昌市翠花园街和洗马池口一带对天鸣枪，燃放鞭炮，散发传单，以转移敌人的视线。”《赣垣反动派宣传之虚惊，九江兵变后王均赴浔坐镇》（《申报》1929年8月15日）按照省委部署，兵变成功后迅速撤离九江，赶到湖口、都昌交界的春桥与省委派来的人接头，建立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在湖口、都昌、鄱阳一带开展武装斗争，与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弋阳、横峰地区武装斗争形成一片。

　　兵变连按照规定时间赶到春桥，因为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向联系，只能等待省委派人接头，等了四天，迟迟不见来人踪影。其实省委对这次兵变非常重视，派曾在滇军当过营长、团长的省委特派员周建屏赶到湖口接应，因途中受阻，周建屏到湖口找到湖口县委书记谭和时，兵变连已经转移。

　　二、第一游击大队在暴动中诞生

　　1928年6月，中共赣北特委派共产党员李新汉、陈远绍到湖口恢复党的组织，在城山建立中共湖口临时区委，李新汉任书记，邹觉民、陈远绍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委员，下辖三个支部。1929年1月李新汉调任赣东北红军独立团政治部主任，赣东北特委派谭和接任湖口临时区委书记。4月湖口临时区委改称县委，书记仍是谭和，下辖智区右路、后路和仁区3个区委，12个支部，有党员60人。为了加强湖口的武装斗争，省委派共产党员李子英等人到湖口帮助组织武装暴动，在赣东北特委做保卫工作的周赓年（湖口籍）也调回湖口。李子英很快组织了30人的湖口游击队，由于群众未发动起来，敌人一“围剿”，游击队就失败了，仅保存八支步枪。

　　1929年下半年，江西省委在军事上有一个部署：在赣北的湖口发动游击战争；在赣西的吉安组织地方暴动，夺取吉安后再向全省扩展，与两广相呼应。周建屏在湖口与兵变连未接上头，便与湖口县委书记谭和（都昌籍）商谈在都湖鄱彭四县交界的武山创建赣东北游击区，与弋横苏区相呼应的计划。9月23日，周建屏与谭和、周赓年等到都昌茅垄王滚垄村共产党员谭洪进家，会见都昌临时县委书记刘梦松，召开都湖两县县委书记会议。刘梦松谈到都昌汪家墩靖卫团有12支快枪，靖卫团内有打入的共产党员，建议夺取这些枪支举行武装暴动。于是研究决定：第一，为了配合赣东北苏区的武装斗争，扩大根据地，在都昌、湖口建立一支赣东北游击大队；第二，在都昌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汪家墩靖卫团的枪支，袭击国民党都昌县政府的自卫中队，救出监狱被捕人员，然后转移到湖口活动；第三，为了有利今后斗争，都昌方面不出面，负责秘密支援，湖口方面负责组织群众，公开领导斗争。会后周建屏由刘梦松陪同到汪家墩和县城周围仔细侦察，并作详细部署，安排县委委员高致鹤、吴士衡分别把守县城的东门和北门，暴动队伍一到，立即锉开城门接应，县委委员刘书钟在城郊负责组织群众响应。

　　1929年9月27日下午，周赓年带领十几个人从春桥头墩上游村出发，晚上到达汪家墩附近，会同都昌群众约100人待命行动。汪家墩靖卫团成员大部分是当地的流氓赌棍，他们白天靠12支枪敲榨勒索，晚上把枪集中起来，除一人站岗看守，都上街去赌钱。得到打入内部的共产党员刘书谅的报告，周赓年、刘皋带领十多个人把靖卫团房子包围起来。站岗的哨兵被刘皋刺了一刀，没有刺中要害，带着一支枪没命地逃跑，其余11支枪毫不费力地缴获。这时天已快亮，容易暴露，于是没有按原定计划进攻都昌县城，而主动撤回茅垄向湖口转移。

　　9月28日，湖口县委在城山乡横山密庙召开群众大会，省委特派员周建屏在会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正式成立，周赓年任队长。游击大队共60余人，下设3个分队，长短枪27支，还配有土铳、大刀、梭镖等武器，随后，中共赣东北特委调来黄澄（广西籍、黄埔生）、张洛宾（黄梅籍）、王□□（黄埔三期生）充实大队领导，黄澄任副大队长，张洛宾任参谋长，王□□任政治指导员。一大队成立后，青、壮年纷纷加入，游击队扩编为2个中队，下设6个分队，1个手枪队，共130人，长短枪50余支。游击大队建立的同时，在湖口高石水湾村成立赣东北革命委员会，1930年春改称湖口县革命委员会，余庆祥任主席。游击大队配合革命委员会，在城山、舜德、刘芳、东庄一带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处决一些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一时间，土豪劣绅纷纷收拾细软逃往湖口县城或九江，湖口县委和县革委就在这些地方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赤卫队、儿童团等组织。

　　三、第一游击大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中国工农红军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建立后，不失时机地袭击国民党地方武装，扩大自己的力量。1929年11月，湖口刘泗桥豪绅地主凑钱买来24支新枪成立靖卫队，由兵痞出身的丰镐任队长，准备对付游击队。周赓年得知情报，率领游击队奔袭流泗桥靖卫队，一举缴枪24支，子弹两箱。敌队长丰镐只身逃走。1930年1月6日，周赓年率领游击队袭击地主武装老山团，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敌团总伍瑞聪逃到湖口县城，请求国民党湖口县政府靖卫队长夏桂生派兵镇压游击队。

　　1月中旬，夏桂生一面请求国民党驻军派兵“围剿”游击队，一面联络都昌反共头目陆士郊，彭泽反共头目汪琳，集中三县靖卫队对城山游击区联防“会剿”。夏桂生率领湖口靖卫队从县城出发进驻文桥。游击队周赓年、黄澄、张洛宾分析敌情后发现都昌、彭泽的靖卫队动作迟缓，有观风看势的迹象，只有夏桂生气焰嚣张，于是集中全力打击夏桂生。敌人立足未稳便发动攻击，顿时杀声连天，弹片纷飞。这些靖卫队员平日吃喝嫖赌，从未打过仗，听到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吓得抱头鼠窜，夏桂生压不住阵也一溜烟地跑了。败讯传出，都昌、彭泽靖卫队急忙往回撤。夏桂生认为失败的原因是都昌、彭泽靖卫队不卖力，决定自己扩充力量。他招兵买马将靖卫队扩充为靖卫大队，有长枪200多支，由保定军校毕业的吴楚藩出任大队长。吴楚藩骄横狂妄，上任伊始夸下海口：“三天之内肃清共匪”，带领200多人的靖卫大队杀奔文桥。周赓年、黄澄、张洛宾改变战术，在团山涧设伏，以主力正面迎击，赤卫队两翼包抄，先用一支赤卫队前去诱敌。吴楚藩在文桥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得知有赤卫队前来骚扰，便以一路纵队形驱兵追赶，赤卫队佯败引敌，进入团山涧埋伏圈。吴楚藩发现地形不利，正拿起望远镜观察，忽然杀声四起，游击队、赤卫队跃出阵地，从四面合围，吴楚藩发现中了埋伏，回马逃回县城。

　　国民党湖口地方武装连吃败仗，震动了第十八师师长兼南昌卫戍队司令张辉瓒，他急忙从九江抽调一个特务连增援湖口。2月的一天，湖口县靖卫大队伙同特务连下乡“清剿”，与游击大队在马影桥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周赓年指挥游击队及时占据有利地形，运用地形有效地射击，敌人不敢轻易前进。在枪战中周赓年中弹负伤，他忍痛坚持指挥，直到敌人撤回县城。周赓年奉命养伤，大队长暂由彭远良代理。这时，游击大队扩编为3个中队，9个分队，180余人，长短枪80余支。还组建了湖口县赤卫大队，共200余人，由共产党员沈春生任大队长，与游击大队一起活动。湖口县委书记谭和从游击大队挑选四名优秀队员到都昌，协助都昌县委建立最初的革命武装——特务队（又称敢死队）。这支武装以后发展为30人的都昌游击队，配合一大队军事行动，取得多次战斗胜利。

　　随着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的壮大和游击区的扩展，以横山为中心的湖口苏区建立起来。1930年春，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改称湖口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成为湖口苏区最高政权机关。县革委先后建立第一（智区）、第二（仁区）、第三（信区）区农民协会和60多个乡农民协会，行使区乡革命政府的权力。县革委直属的一个赤卫大队由沈春生、沈家楚先后任大队长，三个区共设八个中队。在都湖边境建立都湖特别区，也有赤卫队组织。湖口全县参加赤卫队的农民有2000余人，他们积极配合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有了武装力量保护，湖口苏区部分地方开展了退租、废债、烧文契、毁票据及分田分地斗争，将地主的各种票据、文契，由乡农民协会收集，集中焚毁，发动群众退租、废债，将逃跑的地主豪绅的财产（主要是房屋、耕地、柴山）全部没收，土地一律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庙产及各村公产土地同样没收，由农民协会统一分给农民，回家的僧人与农民同样享受土地财产分配。上中农按规定留下自己耕种的土地，剩下的进行调整。湖口苏区的土地分配到1930年6月敌人进犯而终止。

　　四、“左”倾错误与第一游击大队的失败

　　1930年3月，江西省委接到中央3月13日发出的组织五一劳动节全国总示威运动通告，即指示各地必须组织示威运动，在城市中组织同盟政治罢工，农村中必须组织武装游行示威，红军必须下总动员令，向敌人猛烈攻击，这些斗争汇合将要形成一县或几县的地方暴动，尤其是赣东北的地方暴动。湖口在赣东北和九江之间，具有特殊地位，省委对湖口工作特别重视，派赣东北特委常委、宣传部长肖韶到湖口，向湖口县委和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的领导人传达省委对湖口工作的具体指示：（1）改造游击队，减少月薪，淘汰腐化的官兵；（2）改造党与群众组织，反对并驱逐地富右倾分子，提拔雇农、贫农和无产阶级干部；（3）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4）组织地方暴动并配合九江总暴动。这时中央特派员徐德，化名老向从上海来湖口，肖韶返回省委，省委的具体指示由徐德执行。

　　徐德的到来，对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他的“左”倾冒险，对革命也带来不少损失。他以命令方式减少游击队员的月薪，大反右倾，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县革委秘书杨超秘密枪决（未打死，后叛变），谁不服从他就以整顿纪律为名进行处理。游击队官兵怕他，党政干部也不敢也不敢多讲话。徐德在湖口苏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五抗（抗租、债、粮、税、捐）和七杀（杀土豪、劣绅、白色、黄色、造谣、动摇、反动）政策，批评游击队坐游不击。主张集中精力投入与敌人的武装斗争，从中缴获更多的枪支，扩大武装，打通都昌、鄱阳，与弋横根据地连成一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

　　1930年4月13日，徐德命令游击大队冒险攻打都昌徐家埠武装据点，以图夺取敌人武装来扩大队伍，实行暴动计划。徐家埠是国民党都昌县地方武装的大本营，驻有陆士郊的反共自卫队，军事实力较雄厚。徐德既不经党政军领导人共同研究谋划，又不事前做好敌情侦察，只是命令周赓年率领游击大队强攻。这时周赓年伤口还未痊愈，代理大队长彭远良已牺牲。晚上周赓年率队从周家湾出发，半夜抵达徐家埠，向敌人发起攻击。周赓年身先士卒冲入营房，敌仓惶应战。周赓年缴了几支枪后再向楼上冲去，忽然被后面射来一颗子弹击中，他捂着伤口退到外面墙根，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嘘嘘。号兵章荣扶住他，只见血已湿透衣裤。他取下军用包和手枪交给章荣，章荣要背他撤，他摇摇头，终于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敌人趁机反扑，原来陆士郊部当晚正宿营于徐家埠，游击队遭到夹击，刘皋等20多人英勇牺牲，枪支损失过半。游击大队只得撤回根据地。为了吸取教训，恢复士气，游击队集中在王宗湾开会，黄澄接任大队长。5月30日，游击大队在湖口赵家桥召开万人大会，隆重追悼中国工农红军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周赓年等牺牲的战友。会场悬挂的挽幛上写着：“来来来，来向我烈士灵前誓折头颅扶赤帜；杀杀杀，杀进那反动团里痛刳心肺饮黄龙”，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完成烈士未竞事业。

　　强攻都昌徐家埠据点失败后，徐德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为解救被敌人关押在湖口监狱的赣东北特委书记黄光（黄埔军校生），决定攻打湖口县城。1929年10月黄光来湖口指导武装斗争，不幸在途中被捕，国民党湖口当局未查明他的身份，一直关押在县城。徐德第一次命令游击队攻打湖口县城，因游击队刚受到重大损失，力量太弱未成。这次徐德请求赣北红军游击大队支援。赣北游击大队从星子越过鄱阳湖在屏峰上岸与一大队汇合，都昌游击队也赶来增援，三支游击队伍近200人，140支枪，武装力量加强了，准备进攻湖口县城，发起地方暴动。当游击队派出的交通员探得县城靖卫大队主力和特务连都下乡“清剿”去了，游击队开始行动。

　　4月28日晚，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队长黄澄，赣北游击大队负责人老邱，都昌游击队队长刘龙嗣各率领游击队到湖口兰亭岭集中，由徐德指定老邱为暴动指挥。老邱战前部署，分三路进攻县城：一路把住城头要口，一路由水边向北门进攻，一路由东门入城。队伍连夜冒雨出发，沿途都昌、湖口农民赤卫队和群众陆续加入暴动队伍，共达3000余人。天将拂晓队伍抵达城郊三里街，被居住此地的劣绅傅秋舫发觉，他纠集地痞流氓阻挡，企图向县城通风报信，当即被暴动群众打死。队伍继续奔赴县城，在城脚打死敌哨兵，顺利冲进城内。打开牢门救出赣东北特委书记黄光和女游击队员石金莲等30多人，烧毁国民党湖口县政府的钱粮券。赤卫队员和农民群众四处搜寻从乡下逃到县城的劣绅。惊慌失措的敌人在长江敌军舰助威下很快发起反击，游击队迅速撤出县城。来不及撤退的五六十名赤卫队员和群众惨遭杀害。

　　湖口暴动是对江西省委总政治任务的响应，是“工农群众积极起来纪念自己劳动节”的表现，造成很大的声势，“确实动摇了全江西，而且影响全中国”。“在第二日全国各报纸都登载着，蒋介石忙派军舰来湖口，这在政治上的确有很大意义。”《江西省委报告》(1930年5月22日)这次暴动，对国民党湖口当局及其反动势力是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游击队员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根据地人民革命的坚定性。这次暴动也是一次冒险行动，除营救革命者外，既没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没有获取武器和其他物资，暴露了游击队的实力，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牺牲。暴动失败了。

　　暴动以后，赣北红军游击大队留下20支步枪，由黄光、老邱率领返回德安，徐德由游击队派船送往安庆，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队长黄澄，参谋长张洛宾也先后离开湖口。6月上旬，在鄱阳活动的赣东北第二游击大队，因遭到敌人“围剿”由大队长英豪率队转到湖口，都昌游击队在茅垄老屋冲出敌人包围，由队长刘龙嗣率领转到湖口与一大队汇合。三支游击队合在一起只有80余人，40支长枪，20支短枪，10余支土铳，编入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由英豪代理大队长。

　　敌人酝酿湖口、彭泽、都昌、翻阳四县联防“会剿”，扬言彻底消灭游击队。湖口县委书记谭和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游击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都昌、彭泽、鄱阳边境迂回转移，视情况再杀回湖口根据地。一大队在英豪的率领下向鄱阳山区转移，积蓄力量伺机反攻。游击队走到鄱阳黄泥霸，突然被敌人包围，七天七夜没有下山，英豪被其侄儿暗杀。最后，刘龙嗣率领大部分游击队员冲出敌人包围圈，转战浮梁，后与攻下景德镇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汇合，编入红十军。

　　一大队离开湖口，湖口县委决定将斗争转入地下，党员干部疏散隐蔽保存力量。7月中旬，省委巡视员刘梦松，湖口县委书记谭和、县委委员陈远绍等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湖口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余庆祥，县委委员王文凤等人前往永修吴城亲戚家隐蔽；县委委员邹觉民、徐宝义、彭艳仂等就地分散潜伏。7月下旬，逃亡九江的反共头目和劣绅、叛徒窜回湖口，组成两支反动的花枪队，配合地方反动武装“清剿”，抓到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就杀，全县被敌人杀害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300多人。邹觉民、徐宝义、彭艳仂被捕牺牲，余庆祥、王文凤由于叛徒出卖，也被敌人从永修押回湖口杀害。伤了革命的元气，此后湖口的革命再没有闹得这么红火。

　　第二节红十军两进赣北

　　一、都湖彭的革命形势

　　大革命后都昌党组织恢复得比较晚。1929年1月，赣东北特委派谭和接李新汉任湖口临时区委书记，并负责都昌党组织恢复工作。谭和在都昌七角乡刘鸡里村成立中共都昌临时区委，刘梦松任书记，刘述尧任组织委员，刘书钟任宣传委员；同时成立共青团都昌临时区委，吴士衡任书记。2月省委制定组织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规定赣东北特委管理下的都昌成立临时县委，于是都昌临时区委改称临时县委，下辖茅垄、莲花垄、后垄三个区委，刘家山一个特支，十个支部，共有党员83人。团组织也由临时区委改称临时县委，书记何安甫。

　　192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为了打击敌人，振奋人心，都昌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决定节日夜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贴革命标语运动。五一晚上，县委在邵氏祠堂布置张贴标语任务，发给每个党员一叠标语传单，当晚分头张贴。街头巷尾，乡村交通要道，县衙门墙上，敌人碉堡上，警察岗亭上，到处贴满“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等红绿标语，全县轰动。土豪劣绅在大革命吃过共产党的苦头，非常害怕，彼此间窃窃私语：“不得了，又要像民国十六年一样了！”工农群众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共产党又回来了！”这次张贴标语运动，在政治上、精神上给了敌人有力的打击。

　　1929年8月，赣东北特委在景德镇市郊召开都昌、湖口、鄱阳、浮梁、乐平五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研究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开展秋收斗争和年关斗争等问题。会后，省委特派员周建屏召开湖口、都昌两县县委书记会议，发动都昌暴动，建立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11月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省委总交通李兴国被捕后供出都昌县委地址，致使都昌县委机关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刘梦松闻讯转移，县委委员吴士衡、高致鹤、赵宗汴等被捕，后解押往南昌牺牲。

　　1930年1月下旬，赣东北特委派向先鹏到都昌重建都昌县委。向先鹏在老屋村共产党员刘金豹家召开会议，重建都昌县委，向先鹏任书记，县委委员有刘书钟、吴先昭、谭绪疆等，会上讨论年关斗争、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暴动等问题。会后县委在老屋和茅垄等村庄领导群众开展年关斗争，组织群众抗租、抗债、抗捐，收缴地主豪绅的零星枪支武装自己。湖口县委书记谭和派四名游击队员携带手枪到都昌，协助都昌县委建立革命武装。都昌县委于2月18日在老屋村成立特务队，刘龙嗣任队长，3月底发展到20人，正式称都昌游击队，九江中心县委派杨友连担任指导员。为了健全组织，加强军事领导，县委增补谭绪腾、刘书富、刘经典为县委委员，谭绪疆任组织部长，谭绪腾任宣传部长；成立都昌县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先鹏兼任军委主席，刘龙嗣任军事委员。

　　都昌县委第二次恢复后，积累了一些对敌斗争经验，工作比过去熟练。县委书记向先鹏经常深入老屋、茅垄一带村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组建农民武装。通过一系列工作，新的革命力量迅速增长，老屋村周围二三十里的农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当时正值春荒季节，劣绅们把粮食藏起来，囤积居奇，米价高涨。农民无钱买粮，有的贫苦农民把锅当掉买米。茅垄劣绅谭洪楼偷偷把粮食运往外地卖高价，贫苦农民发出怒吼：“饿死也是死，不如和这班坏家伙拼了！”

　　1930年3月28日，向先鹏在老屋刘金豹家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以春荒斗争为中心的暴动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在4月7日举行暴动。有人提出，只有打倒茅垄村的土豪劣绅群众才敢起来，于是决定暴动从茅垄村开始，首先把人人痛恨的谭家“五老虎”谭洪楼、谭洪环、谭洪干、谭绪鑫，谭绪党打倒。会后暴动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有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分赴大沙、左里一带组织发动群众；游击队进行整顿；赤卫队进行整编，编为一个大队，六个中队，共400多人。大暴动的序幕即将揭开。

　　4月7日天刚亮，方圆十几里路的农民赶到老屋集中。早饭后一支800多人的暴动队伍直向茅垄村进发，游击队打着一面大红旗在前面，后面跟着赤卫队和群众。谭洪楼看到形势不妙偷偷溜走，暴动群众抓住谭洪环、谭洪干、谭绪党、谭绪鑫和谭洪楼的妻子刘爱元，烧毁债据，废除契约，打开谷仓，分掉九百多万斤稻谷。对罪恶较轻的劣绅，挖仓、罚款处理后释放，把平日作恶多端的劣绅交给游击队镇压。茅垄暴动是一颗强烈的信号弹，照亮了都昌黑暗的农村，带动牌门刘家、汪家墩、新桥等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群众，掀起打土豪，分田地，平债废契的暴动，地主豪绅如丧家之犬，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茅垄暴动引起国民党反对派的惊恐，县自卫大队陆士郊调苏山徐港桥一个分队前往暴动地区镇压。4月9日上午，自卫分队董政带着30多人向茅垄进攻，刚接近糊泥岭，游击队、赤卫队的土铳，松树炮一起打响，自卫队顿时大乱，慌忙往汪家墩方向撤退。站在糊泥岭山包上的群众摇旗呐喊：“捉活的，捉活的！”喊杀声、土炮声、机关枪声（鞭爆放在煤油桶内放）响成一片，震撼山谷，漫山遍野的人群犹如一股强大的洪流向敌军涌去。追到汪家墩渡口时，敌人抢了一条船狼狈逃走，两个没有挤上船掉进水里被淹死。都昌县当局以为游击队接着攻打县城，乱作一团，紧闭城门三天。接着都昌游击队配合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又攻克湖口县城和姑塘海关，在海关缴获步枪五支，抓捕二个英国官员，罚银洋900元。

　　1930年6月下旬，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四县国民党地方武装开始“会剿”鄱阳、都昌、湖口游击队，形势急剧恶化。23日晚，都昌县自卫大队陆士郊带领自卫大队和地主武装共800人，围攻游击队活动地区的老屋、茅垄村。次日凌晨包围赤卫队员60多人。隐藏在麻园里的共产党员谭绪亭和赤卫队员谭腊里、邵复初等五人被敌人发现当场牺牲，赤卫队员陆献壁患病躺在床上，被疯狂的敌人砍18刀而死，四名革命群众也惨遭敌人杀害。驻在老屋张家山的游击队即与敌人交火，掩护茅垄赤卫队员突围成功。为了保存实力，县委书记向先鹏指挥游击队向老屋后山撤退，自己断后掩护，终因子弹打尽不幸被捕。向先鹏当晚被押到自卫队驻地徐家埠，陆士郊假惺惺地给向先鹏松绑，打水洗脸，安排好饭好菜。向先鹏饭不吃，衣服不换，毫不动摇。陆士郊见感化不成，便开始审问，几次都没有从向先鹏口里得到半点共产党的秘密。7月3日向先鹏被解到都昌县城，国民党都昌县长石铭勋还想收买向先鹏，堆着一脸奸笑说：“向先生，只要你说一句不再做共产党工作，愿意留在我这里就给你官做，不愿意就回家去，你家里生活很好，何必跟政府作对。”向先鹏坚定地说：“我革命是为了劳苦大众，纵然死了也值得！你要杀就杀，只要我有一口气，我还要革命！”7月4日早晨，敌人将向先鹏解至县城东门外杀害。途中，石铭勋派秘书拿着纸笔赶来，对向说：“只要你在纸上写今后不再做共产党的工作，现在还可以放你。”向先鹏痛骂石铭勋，挺着胸膛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走上刑场，英勇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彭泽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共产党员有的潜往外地，有的转入地下活动。党的八七会议后，由湖北黄梅转移到彭泽的共产党员项平生等人，与在彭泽浪溪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李庚庆取得联系，开展地下活动。他们一边筹集枪支，开展武装斗争，一边发展党的组织。在古楼、尖山、浪溪一带发展党员，并以兄弟会、姊妹会的名义动员贫雇农民参加革命，加入秘密群众组织的有1000余人，革命势力不断发展。1929年2月，根据省委指示，中共彭泽特支在浪溪成立，书记李庚庆，归九江中心县委领导，恢复了中断一年半的彭泽党组织。特支领导农民武装配合英豪领导的游击队，在鄱阳、彭泽边界活动，打击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出谷斗争，帮助穷苦农民度过春荒。

　　1929年3月15日，李庚庆率领武装人员配合英豪领导的游击队，以共产党员陈国良作内应，一举攻占敌人据点法堂寺，打伤和俘获敌人11人，缴获步枪6支。战斗胜利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革命的信心。1930年6月，都湖鄱彭四县反动武装对苏区、游击区防联“会剿”，都湖鄱彭地区的武装斗争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进入赣北前，在敌人疯狂搜捕下，都昌、湖口、彭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疏散隐蔽，暂停活动，革命处于低谷。

　　二、红十军两进赣北

　　1930年7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乐平县界首村成立，军长周建屏，政治委员吴先民，前委书记胡庭铨，全军指战员近两千人，长短枪1000余支，军部下辖第一、十、十九三个团和直属特务营、一个机炮连。红十军成立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攻打鄱阳、湖口，夺取九江，切断长江，配合各路红军形成一个对南昌、武汉的包围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赣东北特委和红十军前委领导人审时度势，一致认为九江是长江中下游的重镇，敌人必驻重兵把守，而且交通便利，增兵极为方便，红十军仅二千人，越湖进攻九江远离苏区作战，有导致全军覆灭的危险。但出于中央的压力又不能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前委常委方志敏，除了要邵式平带着详细报告去中央，希望中央的指示有所变更外，还一再叮嘱周建屏等人，率军攻打九江要相机行动。

　　8月17日，红十军前委在弋阳芳墩正式作出出击赣北的决定。军长周建屏很理解特委和前委的战略意图，制定一个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部队出发前在军内外大造打过长江、夺取南昌的声势，牵动南昌方面的敌人。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急调保安处长路孝忱从临川赶来，指挥警备第一团曾振翔部“进剿”苏区和红军；派江西警备第二团张超部从余江赶来堵截红十军。红十军顺势牵着敌人鼻子伺机歼灭，8月18日向乐平快速推进，20日拂晓一举攻占乐平，直指鄱阳古县渡，25日攻克鄱阳县城，摆出固守鄱阳县城的架式。张超带领大部分兵力取捷径向鄱阳方面赶去，宋子文的缉私第二团第一营从九江方向开去，与张超形成对红十军包围之势。红十军见中央“夺取鄱阳，则可震资南浔”的任务已经完成，迅速撤出鄱阳直奔都昌，31日进入都昌境内。9月3日在马涧桥歼灭都昌县保安队孙光林部，接着向汪家墩行进。驻守汪家墩的反动地方武装头目刘芬扬早已闻风逃走。敌又调江犀舰从吴城赶到都昌，掩护驻军前往徐家埠堵截红军。红十军放弃进攻都昌县城向湖口推进，9月3日晚在湖口县境宿营。十九团驻扎靠近都昌边境的周同村、周廉村一带，一、十团和军部驻湖口江桥一带。从赣东尾随而来的张超团8月30日晚才到鄱阳，9月4日晨，该团和从九江调来的缉私营以及湖口的靖卫大队由南北东三面包抄到江桥附近。驻江桥北面兰亭岭的红十团首先发现缉私营从湖口方向来犯，趁其不备一举打垮，击毙敌营长。湖口靖卫大队从均桥方向开到罗垅村，刚与红军接触便溃退。南面过来的张超团连续行军疲劳，正在江桥南面的陈村一带休息，听见激烈的枪声，跑步杀向江桥，刚到江桥对面王成村附近，被劈面而来的一阵枪弹打得蒙头转向。原来，驻在江桥镇附近的红一团得知北面已与敌交战，便将队伍移到江桥对面的程山脚下，阻击南来增援之敌。张超团凭借武器优势，想抢夺程山制高点，红一团赶上山阻击，战斗进入白热化。这时红十九团从南面赶来，在敌人后面猛烈攻击。敌军腹背受敌向西溃逃。岂知那里是鄱阳湖旁港汊交错的地方，没有出路，于是死的死，降的降。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红十军歼灭缉私营全部和警备二团大部，生擒团长张超。鲁涤平大为震惊，第二天调国民党第五十师一四九旅朱刚卫团到湖口附近防卫。红十军也有伤亡，考虑到攻打湖口和越湖进攻九江不可能，便于5日夜经鄱阳肖家岭回师景德镇。8日红十军再次进入景德镇，镇上居民张灯结彩相迎。

　　1930年8月下旬邵式平从上海回到赣东北，带回中央新的指示：“猛烈地组织湖口暴动、彭泽暴动，占领马垱，以切断长江交通”。中共赣东北特委从9月9日到15日在万年富林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从闽北来到赣东北的中央特派员邱潘林参加会议。会上把抵制中央冒险主义的意见说成是右倾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将党团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红十军在乐平众埠街再一次扩编，周建屏仍任军长，邵式平任前委书记兼政委。红十军在原有的一、十、十九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一个机炮连的基础上，加上赣东北地方赤卫队、干部连，扩充为一、四、七三个旅和一个特务团，一个机枪营。共增至6000人，各种枪支1600件。因兵员和武器有限，每旅只设两个团，每团设两个营。赣东北特委和红十军前委从整个赣东北战略出发，军部增设地方工作部，由红七旅政委刘肩三兼任部长，把军事行动与地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求每到一地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10月2日，扩编后的红十军在周建屏、邵式平的率领下再次出击赣北。红十军扩编后虽然人枪增多，与敌人比仍然处于劣势，于是制定一个兵分两路、声东击西的战略方案。由周建屏率领军部和四、七旅经乐平鸣山直插鄱阳古县渡；邵式平率领一旅和特务团由景德镇迂回汇合古县渡。红十军刚离开乐平，敌人随后进驻，一面派飞机沿途轰炸，一面派巡弋舰前往古县渡阻击。红十军冲破敌人封锁，6日再次攻占鄱阳县城。在县城协助地方成立鄱阳县苏维埃政府，恢复总工会；深入农村配合地方武装打击反动势力，建立三个区苏维埃政府。红十军继续挺进都昌，驻扎在大港、蔡岭、张岭一带，在徐家埠召集随军的地方干部开会，研究恢复都昌、湖口党组织问题，把刘肩三（大革命时期都昌党组织和农民协会领导人）、谭和（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与邵式平一道返回）、汪义发、蔡鹏等留下来恢复地方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

　　12日，周建屏率领军部和四、七旅潜入鄱阳、彭泽边境，伺机袭击彭泽县城，控制马垱。邵式平率领一旅和特务团在都湖边境活动，造成攻打湖口县城、直取九江之势，把敌人注意力引向湖口，掩护四、七旅攻打彭泽县城，占领马垱，达到“切断长江交通”的目的。15日邵式平率部先后出击春桥、文桥等敌据点，攻下湖口腹地坚山，造成红十军攻打湖口县城，直取九江的假象。蒋介石、鲁涤平对九江防卫特别重视，调国民党新编第五师、第二十师进驻九江。16日傍晚周建屏率部攻下彭泽县城，一鼓作气直捣马垱。红十军组织彭泽暴动，占领马垱的任务宣告完成。

　　红十军两进赣北，为都湖彭地区重新燃起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他们帮助恢复都昌、湖口县委，由刘肩三、谭和分别担任都昌、湖口县委书记；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局、赤卫队等组织。都昌还恢复了洞门口、蔡家岭、茅垄三个区委，发展到大港、盐田、团山庙、洞门口、张家岭、蔡家岭、新桥、汪家墩、茅垄和鄱阳肖家岭等13个区苏维埃政府，纵横百余里。国民党都昌县县长石铭勋向省府报告惊呼：“全县赤化者十分之八九，仅城内外十里，未遭蹂躏，其余各地，尽成匪区，不可收拾。”红四、七旅攻占彭泽县城、马垱返回后的休整期间，在黄土港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彭泽县革命委员会，陈竹溪任主席，下设黄土港、杨梓两个区苏维埃政府。这样，很快形成以武山为中心，包括都昌的大港、盐田、张家岭、北炎、徐家埠、鸣山，湖口的刘芳市、春桥（今属都昌）、西洋桥、城山、舜德、株桥，彭泽的杨梓、黄土港、张家山、老屋湾、唐家洲，鄱阳的肖家岭、清明坂、草埠头、响水滩等武装割据区域，苏区人民开始轰轰烈烈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蒋冯阎军阀混战结束，参加军阀混战的江西国民党军队陆续回赣。鲁涤平在汉口出席鄂湘赣三省“剿共”会议后，制定一个“进剿”红军的计划，以胡祖玉新编第五师为主力进攻彭泽、湖口、都昌徐家埠一线，联合安徽五十五师向都昌蔡家岭至景德镇一线追击红军。周建屏率部撤出彭泽进入皖南边境，击溃驻守昭潭中村龙泉湾等处的鄱秋联防警备队，活捉队长范占元，然后转到鄱阳石门街。与此同时，邵式平率部拔掉湖口坚山敌据点，歼灭敌保安队和民团300人后撤回西洋桥，经都昌大港开往石门街与周建屏部会合。11月5日晚，周建屏、邵式平率领红十军以一夜60公里的速度，从石门街奔袭安徽秋浦，次日凌晨占领县城，捣毁国民党秋浦县政府和监狱，救出被捕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刘学诚等人，动员南门岭高等小学师生30多人随校长刘敬贤（地下工作者）参军参干。6日下午红军退出秋浦县城，当安徽敌军两个团赶到秋浦时，红十军已退回石门街。军部在鄱阳肖家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回师苏区。考虑到都湖鄱彭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决定成立都湖鄱彭四县总指挥部，由红七旅政委，红十军地方工作部长，都昌县委书记刘肩三任总指挥，留下湖口县委书记谭和等20多名干部和武装人员，在这个地区坚持革命斗争。

　　11月11日，红十军撤离都鄱边境进入景德镇休整。刘肩三率领总指挥部全体人员掩护红十军撤退。13日刘肩三率领总指挥部人员从都昌大港向彭泽黄板桥转移，派人通知湖口县委、县苏维埃干部和赤卫队向他靠拢，共同上山。14日湖口队伍赶来与刘肩三会合，遭到国民党新编第五师二十团包围，谭和中弹牺牲，刘肩三在彭泽黄板桥上垄水桶港垄头被俘。敌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将他解往彭泽老屋湾陈村敌二十八团团部驻地，连长刘书炉与刘肩三同乡，向团长姚纯指证刘肩三为红军旅政委。听说抓到红军旅政委，姚纯来到刘肩三关押处讯问：“哪个是刘肩三？”刘肩三见自己身份暴露，坦然回答：“是我。”敌人问他为什么要烧刘士毅（驻赣州的国民党独立师师长）的房屋，刘肩三义正辞严地说：“他在赣州杀害我多少同志，不是我要烧，是江西三千万人民要烧！”这时刘书炉插嘴：“你现在被我们捉在这里，总算是失败了吧？”刘肩三从容回答：“从我个人来说，是失败了，但我们的事业永远不会失败的！”刘书炉假惺惺地用封建宗族情来劝降刘肩三：“肩三，你带红军烧了刘士毅的屋，我们不怪你，我们毕竟是一家，不要执迷不悟吧！”刘肩三正色回驳：“我们之间根本就是敌对的，今天我既被你捉到了，就只有死的一条路，就象我捉到你对你一样！你杀了我不要紧，革命照样成功！”第二天，敌人将刘肩三押到离陈村不远的李家山口杀害。都湖鄱彭四县总指挥部27名干部，在敌人“围剿”中全部壮烈牺牲。被捕杀害的还有都昌、湖口两县苏主席汪义发、蔡鹏及以下4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使这个地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失，伤了元气，革命低潮长达四年之久，直到1935年初三年游击战争开始，这个地区才重新燃起武装斗争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