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修武苏区的土地革命与建设
第一节红五军转移修水和武宁西部
一、修水初期的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修水党组织接受失败教训，组织农民自卫队开展武装斗争。
下衫共产党员朱积垣、朱铭炼、吴春满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在农民协会中挑选30多名精壮农民组成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为暴动作准备。1927年8月16日朱积垣领导1000多农民，攻打大地主朱经美庄园，没收谷米财物，烧毁帐簿契约。朱谷丰纠集暴徒，带领叔侄兄弟夜袭农民协会自卫队，自卫队毫无防备，五人被打成重伤，下衫农民协会被捣毁。
事情发生后，农民个个怒不可遏，强烈要求严惩朱谷丰。8月20日朱积垣、吴满春、朱铭炼带领2000多个农民，将朱谷丰庄园团团围住，高呼“打倒地头蛇朱谷丰”，“不许朱谷丰破坏农会”等口号冲进去，捉住吓得瘫痪在地朱谷丰，召开斗争会控诉朱的暴行。会后应贫苦农民的强烈要求将朱谷丰处死，将他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下衫暴动取得胜利。
1927年11月，中共赣西北第二特别区委组织县城附近的万余农民，举行反压迫、反暴政、反苛捐杂税的游行示威。国民党修水县政府早有准备，紧闭城门，调动警备队200多人守护城头，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打死1人，打伤数十人。这次暴动由于缺乏严密组织和指挥不当而失败。
赣北特委为了加强对修水武装斗争的领导，特委书记刘士奇，宣传部长袁亚梅前往修水指导工作。在刘士奇、袁亚梅的直接领导下，修水党组织动员两万多农民，准备第二次进攻修水县城，国民党派第三军第九师进驻修水，由于双方力量悬殊，于是放弃计划。
12月，根据赣北特委的指示，在靖林曹廒七弯路张德生家成立中共修水临时县委，县委书记甘特吾，县委组织部长陈秋光，宣传部长樊策安。临时县委决定在农村进一步组织暴动，创造农村武装割据局面。修水山溪坳、台庄、黄荆坑一带山岭连绵，峰峦险峻，是湘鄂赣三省军阀割据和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对反动派仇恨很深；同时深受邻省革命影响，农民运动基础较好。选择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对全县影响很大，还可以策应湖南，使湘赣两省边界革命运动连成一片。于是，临时县委派共产党员樊化龙到山漫，吴凯旋到画坪秘密建党。并确定以台庄为中心，在山漫、上衫、朱溪、画坪建立四个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系。
1928年1月，黄荆坑、靖林、台庄、西源等地40余名共产党员在黄荆坑开会，正式成立修水一区（台庄区）暴动委员会，共产党员朱世禄任暴动委员会主任。会上决定消灭平阜安地主武装，然后向山漫一带发展。平阜安是靖林的大土豪，他带领当地豪绅建立民团局，胁迫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靖卫队，杀害农民协会积极分子，民愤很大。朱世禄打探到平阜安娶媳妇大摆酒宴的消息，即身藏匕首，抬着礼品混入平阜安宅院。共产党员平应奎、姜其中带领三溪坳、黄荆坑农民自卫队员100余人，埋伏在平阜安宅院附近。正当平阜安一伙觥筹交错之际，朱世禄、平应奎、姜其中里应外合，突然出现在这伙恶棍面前，一网打尽靖林地区的反动分子，大大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很多青壮年农民带着武器参加赤卫队。
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南岳阳成立湘鄂赣边区特委，修水临时县委划归其领导。在湘鄂赣边特委的领导下，修水临时县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加紧武装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县委领导成员甘特吾、徐光华、樊策安、陈秋光在台庄、朱溪、卢源、靖林等地建立10个党支部，发展200多名党员，成立三个区委，由郑其圣、余厚高、卢和鸣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区委书记。
3月1日，临时县委在台庄书堂召开全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甘特吾、甘卓吾、陈秋光、徐光华、樊策安、吴凯旋、王铁猛、余经邦、樊废级等270余人。会议回顾秋收暴动以来的大好形势：许多地方建立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烧田契革命活动；下衫、台庄、全丰、朱溪、靖林等地已建立正常革命秩序，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高潮。同时提醒大家看到形势严峻，修水、武宁、铜鼓三县国民党政府和商会合并组建的修武铜靖卫团，必然会对农民暴动进行反扑，要作好对付的准备。会议决定成立杨祠暴动委员会，组建修武铜工农革命游击队，暴动委员会主任和游击队长由刚从井岗山回县的余经邦担任，副队长由杨万英担任。会上还决定甘特吾、陈秋光、朱积垣到朱溪、大桥、台庄、上源、卢源等地，组织几千人的农民队伍，支援邻县湖南平江的农民革命斗争，以此锻炼广大农民的革命意志和组织纪律性，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力量。
3月上旬，杨祠暴动委员会在沙坪满觉寺正式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委派蒲圻的沈国珍、通城的刘永康参加指导暴动斗争。暴动委员会成立后即移驻杨祠，建立铁铸局，制造土枪、土炮、鸟铳、梭镖、马刀等武器，暴动队伍由6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在余经邦等人的领导下，暴动队连续打击塘城、沙坪、全丰一带的土豪劣绅，没收大批谷米财产分给贫苦农民。
杨祠暴动的浩大声势引起敌人的惊恐，上源曹家地主串通余经邦的舅舅胡少庵带着800光洋去见余经邦，企图用金钱收买。余经邦立场坚定，将胡少庵押解到杨祠，当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对群众进行教育。反动分子收买没有得逞，便向国民党修武铜靖卫队大队长吴抚夷求援。吴抚夷早对杨祠暴动委员会虎视眈眈，当即调动300余人枪向沙坪杀去，由当地土豪劣绅带路，深夜悄悄包围杨祠。暴动委员会领导和农民运动骨干70余人正在杨祠开会，敌人用火力封锁大门，余经邦等人冒死与敌人肉搏，杀出一条血路突围。部分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没有冲出大门的闭门英勇抵抗，敌人纵火烧毁杨祠，里面的人全部英勇牺牲。杨祠内外尸骸遍地，惨不忍睹。
1928年4月，中共江西省委鉴于湘鄂赣边特委遭到破坏，决定将修水临时县委改建为县委，与省委联系不便，可同时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工作。中共修水县委成立后，樊废级，王铁猛、樊策安回到仁义。樊废级当仁义小学校长，刚由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武汉警卫团学校返乡的共产党员朱再尧当小学庶务主任，王铁猛、樊策安也经常来仁义小学，他们建立临时党支部，以仁义小学为据点开展工作。党支部宣传共产主义，振奋师生革命精神，宣传活动由小学逐步深入到农民群众。这些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吴抚夷移兵朱溪厂岭下屋，妄图血洗仁义小学。小学党支部将敌人的阴谋报告县委。县委指示樊废级、朱再尧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撤离仁义小学，转移到水源保康堂药号和异品斋点心铺，以此为新秘密联络点。县委派王铁猛、樊万祥去湖南，请平江游击队配合共同消灭吴抚夷的靖卫大队。
5月20日傍晚，平江游击队副司令员钟彪带领三个大队，与修武铜工农革命军合计1000多人，集中到修平交界的三溪坳，分四路围歼敌人：第一路出尺坑堰，袭击靖卫大队部；第二路由白花坳出击马鞍山的敌军排哨；第三路由琵琶潭的河港里攻击驻扎朱溪街的敌军；第四路埋伏在七里山两旁的山上堵截敌人逃路。第二天凌晨，四路人马到达指定的地点。游击队首先摸掉设在马鞍山的排哨，控制攻打朱溪厂的控高点。天一亮，三路人马向朱溪厂和冷下屋发起猛攻，敌人毫无准备仓促应战，靖卫大队长吴抚夷见游击队来势凶猛，带着亲信拼命逃窜，进入七里山又遭到游击队伏击。这一仗击毙靖卫大队靖副大队长一人，打死打伤130余人，缴枪100余支。朱溪大捷，修水的武装力量开始壮大起来。
二、红五军转战修武
1928年7月22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共产党员)，第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共产党员）发动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邓萍任参谋长，滕代远为党代表。全军2500人，辖第一、四、七三个团，共产党员黄公略、李灿、黄纯一、贺国中分别担任团长或党代表职务。国民党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调动三个师的兵力，在湘鄂赣边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分五路向平江红五军进攻。苦战一周，红五军受挫，为保存实力，撤出平江向修水进发。去修水的目的是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以修水和武宁西部为中心的湘鄂赣三省边界武装割据局面，再打通湘东、湘鄂边和赣南，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取得联系，造成整个罗霄山脉割据。红五军向修水和武宁西部发展，有利条件很多：一是这里地处湘鄂赣三省要冲，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复杂，便于部队迂回游击；二是这里的革命基础好，修水县有3个区委，16个党支部，200多个党员，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三是修水县城仅驻国民党军一个营，加上修武铜靖卫大队共约1000人，力量较弱，便于部队迅速推进。无论政治、军事还是地理条件，红五军作出在修水和武宁西部开辟根据地的决择是正确的。
平江起义的消息传到修水，修水县委时刻准备配合红五军行动，派王铁猛前往龙门、长寿街与红五军取得联系。8月4日，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红五军党代表滕代远，在修平边界的朱溪厂会见修水县委领导人甘特吾、吴凯旋、樊策安，共同商议攻打修水县城的作战计划。修水县委调集游击队、赤卫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县城，指示县委委员陈秋光以修水县烟酒局文书的身份，在城内发动手工业工人作内应。8月6日在王铁猛、樊万祥等人引导下，万余武装农民与红五军从朱溪出发，奔向县城。行军到马坳，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下达具体作战命令，全军人马分三路会攻修城：一路由李灿带领经擂鼓岭猛攻西门；一路由黄公略指挥经西茗坑占领凤凰山制高点；一路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攻修城正门（南门）。三路人马以篝火为号。黄昏各路队伍进入阵地，城内驻军和靖卫大队毫无察觉。突然一道火光升空，枪声四起，杀声震天。国民党修水县县长章九成和靖卫大队队长吴抚夷慌忙纠集驻军负隅顽抗。占领凤凰山制高点的红军战士居高临下俯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乘敌人慌乱之际，陈秋光带领十几名共产党员和工人趁夜色悄悄迂回到西门，摸掉哨兵打开城门，攻西门的红军和赤卫队员一涌而进。主攻南门的红军战士冲过浮桥，架梯攀越城墙，勇猛冲锋攻破南门。红五军战士和农民武装从西、南两门冲进城里，三路攻城部队直扑县政府。县长章九成等反动头目见大势已去从东门逃走。经过激烈战斗，歼灭一个正规营和靖卫大队500人，救出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7日，红五军党委和修水县委在修水县城召开祝捷大会，到会军民三万多人。彭德怀、滕代远和甘特吾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揭露黑暗的社会，向群众宣传红军，宣传革命，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大会宣布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由共产党员、店员陈畴九担任县苏维埃主席。
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后，与武宁、铜鼓的党组织联系，将武宁县委改称区委，由修水县委领导，武宁县委书记袁亚梅调红五军工作。红五军驻修水期间，加深了修水人民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认识，修水县工会，农民协会和游击队、赤卫队得到了发展。
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调派第二十团和两个宪兵营，配合湖南国民党第二十三师朱耀华旅，第六师黄钟团，独立第五师四、五、六团“会剿”红五军。8月14日红五军撤离修城，返回平江东乡黄金洞一带，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向浏阳、万载边境发展，相机南下与红四军会合。红五军后在万载县大桥遭敌伏击，部队伤亡很大。为保存力量又折回修铜边界，驻铜鼓幽居休整。全军700人编为五个大队，由彭德怀、邓萍率领四个大队向鄂赣边的武宁九宫山一带发展。9月下旬，彭德怀、邓萍率领红五军四个大队经修水渣津来到武宁九宫山，军部驻九宫山的万寿宫、永龙院，部队分散在洋深洞、小九宫一带游击。9月底，彭德怀、邓萍率部转到修水，消灭渣津、台庄、朱溪、山口、漫江等地的反动靖卫团。10月初，红五军又转到武宁小九宫、温汤一带活动。10月中旬，红五军在修水东自垄消灭国民党驻修水的宪兵营，击毙敌营长，缴枪1000余支。红五军在敌人“会剿”中，灵活运动，避实击虚，不断歼灭顽敌，为修水革命发展创造了条件。
红五军两次游击武宁西部，推动武宁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红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废租债，摧毁地方反动政权，没收土豪劣绅稻谷和浮财分给贫苦农民，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动员穷人起来革命，帮助当地发展革命势力。不少群众参加红军，要求加入共产党、参加农民协会的人越来越多。武宁区委在木皋、洋深洞、刘家桥建立党支部，恢复农民协会，组建游击队。将革命斗争引向纵深发展。
9月下旬，副军长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个大队在修水朱溪一带活动，帮助修水县委重建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王铁猛为新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红五军迂回游击，修水西北区反动武装不敢妄动，县委、县苏维埃抓住有利时机开展工作，西北部革命运动又出现高潮，党政组织发展很快，全县建立5个区委，18个乡苏维埃政府。“修水的西北两方完全有了组织，如白沙桥、墨田、杨坊、朱溪厂、渣津、马坳、东渡港、上下衫、台庄、靖林、黄荆坑一带周围300多里，完全为赤色势力所割据。”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
1928年10月29日，滕代远在修水台庄主持召开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四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恢复湘鄂赣边特委，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王首道五人为特委常委，滕代远任书记。会上认真总结平江起义以来的工作，提出反对盲动主义是当前党和红军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强调边区各县加快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实施苏维埃政纲，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武装力量，扩大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编入红军，以加快红军的工农成份，壮大红军力量。将红五军与修平铜浏赤卫队混合编为十个大队和一个军部直属大队，再将十个大队分兵各半，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李灿、贺国中五人组成红五军军委，率领五个大队撤离边区，相机南下井岗山与红四军会师。其余五个大队1000余人由黄公略率领，留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斗争。会议还确定湘鄂赣边特委和各县中心工作区，以便有计划地推进。特委以平修铜三县毗连的台庄为中心。平江以恩溪为中心，北乡向巴陵、通城发展；南乡与浏阳东乡取得联系，向长沙方向发展；东乡与修水、铜鼓取得联系；西乡向汨罗湘阴发展。修水暂以朱溪厂为中心，向县城和南北乡发展；东乡与武宁取得联系。铜鼓以幽居为中心，向修水的山口、漫江发展，并与浏阳东北乡、醴陵取得联系。这样，边区内部可以有机联系起来，通过扎实的工作不断巩固扩大苏区范围。台庄会议后，修水县委、县苏维埃积极扩大武装，输送500多名赤卫队员到红五军，受到边区特委和红五军党委的表彰。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800人到达井岗山与红四军会合。
1929年8月，应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要求，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一纵、二纵、三纵、五纵，返回湘鄂赣边区，连克铜鼓、万载县城，于9月2日，参加了湘鄂赣边特委在万载陈坑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尽快恢复苏维埃组织，积极向外发展，扩大新区，巩固老区。会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三、五纵队进入修水，向武宁、湖北通山一带游击。修水赤卫队随红军转战各地，横扫渣津、马坳、靖林等地的反动民团，修水的革命形势随之好转。红五纵队在纵队司令员李灿、政委何长工率领下，沿着幕阜山脉北侧进军鄂东南，取得崇阳、通山、大冶、阳新战斗胜利之后，于12月上旬转到武宁的西北部，配合武宁龙燕区赤卫队和土枪队，消灭鲁桥民团和朱家滩警察队，击溃赶来增援的国民党武宁县靖卫队，为武宁县的革命发展扫清了障碍。
1930年1月下旬，李灿、何长工率领红五纵队进入瑞昌西部麦良地区，领导群众开展年关斗争，在中共阳瑞特支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打垮冲内柯瑞庭、洞下柯良植地主武装，击溃双港靖卫团，没收他们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过年。为庆祝年关斗争胜利，红五纵队在五团黄士林祠堂召开2000人群众大会，政委何长工在会上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地主豪绅，建立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3月间，红五纵队从驻地武宁沙子背赶到麦良五团八门，帮助当地赤卫队消灭进犯的徐源民团200人的武装，在龙港处决了穷凶极恶的团总徐永桢。
这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到红五军和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开始指挥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盲目攻打中心城市，组织武装暴动。红五纵队在错误决策的指导下，在打垮徐源民团以后，4月7日又奉命攻打瑞昌县城。当夜天气骤变，倾盆大雨引起山洪暴发。8日上午部队来到瑞昌城郊，县城东、西、南三面一片汪洋，红五纵队只能从北门发起进攻。城里的一团敌军凭坚死守，红五纵队多次冲锋均未成功。中午部队加强攻击力量，数十名战士在机枪掩护下一度冲进了城内，与敌人展开肉搏。在九江长岭“清乡”的敌军赶来增援，红五纵队遭到内外夹击，伤亡100多人，司令员李灿，第二支队长程子华负伤，第一支队长游雪程中弹牺牲。纵队领导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返回鄂东根据地阳新。
1930年5月15日，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第二、四、五纵队第二次攻打修水县城，修水各区乡赤卫队、农民群众8万余人，汇集到修水县城附近与红五军一起攻城。
修水县城驻有国民党第五师第二营和修武铜靖卫大队，人枪800，武器精良，准备充分。彭德怀得到修水游击大队队长吴春满的敌情侦察报告，为了避免过大损失，决定速战速决。他们从红五军和游击队赤卫队中挑选900人组成敢死队，分东西南三路同时攻城，修水赤卫队负责架设浮桥。南门由红五纵三支队政委黄克诚和修水县暴动委员会主任吴天骥率领200名敢死队员作为主攻。战斗开始，黄克诚、吴天骥和战士们一起端起云梯，在红五军猛烈的机枪火力掩护下，冲至城下。黄克诚一手拿着雪亮的马刀，一手紧握手枪，第一个爬上城墙，杀开一条血路，后面的战士冲去打开城门，大部队一涌而入。这时东西两门也被攻破，敌人招架不住举手投降。营长钱汉舟、修武铜靖卫大队长丁雪臣以及公安局长、警察队长、稽征处长全部被捉。战士们打开监狱，救出被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这次攻城战斗击毙敌人600人，缴获长枪700支，机枪5挺，子弹及军需品无数。战后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离开修水。
第二节湘鄂赣省委机关迁驻修水
一、拥军扩红支援攻打长沙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军集中力量攻打武汉、南昌和长沙等大城市。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和红八军合并为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7月初，湘鄂赣边工农兵暴动委员会发出《为实行湖南总暴动敬告全省民众书》，正式提出夺取长沙会师武汉的任务。7月中旬红三军团决定攻打长沙，中共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紧急备战工作。各区、乡党组织动员组织赤卫队、担架队、工人纠察队共2.5万人到朱溪厂集中，编为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由县苏维埃主席樊生发，赤卫委员会主席杨克勤率领向平江进发，参加红三军团夺取长沙的战斗。7月22日，4000名精壮的赤卫队员先行到达平江，参加红三军团在天岳书院广场举行的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攻打长沙的誓师大会。会后，这4000多名赤卫队员分散编入红三军团行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讨逆”第四路军总指挥何健闻讯，急调第十五师分两路向平江进攻。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直扑敌驻地晋坑，歼灭敌一个整团，敌师长危宿钟慌忙率部退守距长沙65公里的金井。红三军团夹击金井之敌的战斗打响后，修水县委指派朱庆隆带领600多赤卫队员参战，担任抢运伤员的任务。赤卫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运500多名受伤的战士到后方医院。在后方，修水群众送粮食，运军火，不分昼夜支援前线。
7月27日，红军攻克长沙，长沙城第一次插上红旗。攻克长沙后，修水县根据红三军团总前委的要求，又选送一批青壮年赤卫队参加红军。
8月2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在湖南永和市胜利会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个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委。一方面军辖一军团第三、四、十二军和三军团第五、八、十六军，共四万人，是全国最大的一支革命军队。红一方面军召开第一次总前委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再打长沙。25日，红一方面军从永和分三路向长沙推进。修水县委、县苏维埃迅速组织动员6000名赤卫大军前往长沙，配合红一方面军攻城。同时派县游击队和赤卫队攻打县城，牵制部分敌人的兵力。
9月14日，敌大批援军赶赴长沙，红一方面军久攻不克，损失较大，为使部队避免更大的损失，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决定撤出阵地。修水奔赴长沙作战的赤卫大军，在红一方面军撤围时分别编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所属部队。
二、赣北特委的建立与联县扩大会议
1930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为便于统一领导湘鄂赣边区的革命斗争，决定撤销湘鄂赣边特委，另组湘东，湘北特委，并决定赣北各县以修水为中心县。10月下旬，中共修水县委召集铜鼓、武宁、通城县委和修水各区委负责人开会，将修水县委改组为修水中心县委，张警吾为中心县委书记，樊废级为组织部长，郑波平为宣传部长。为了加强对所辖区域的党员教育，中心县委创办《列宁之路》等刊物，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坚决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
1931年1月，中共湖南省湘委办事处为加强赣北各县的领导，在修水上衫建立中共赣北特委（4月改为赣北分区委）和少共赣北特委，张警吾为中共赣北特委书记，甘特吾为特委组织部长，胡筠为宣传部长、李幼军为军事部长，李焕为少共赣北特委书记。赣北特委建立后，将修水中心县委改为修水县委，卢振陆为书记，樊废级为组织部长，杨寿春为宣传部长。3月中旬，中共赣北特委在修水上衫召开赣北联县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修水、铜鼓、宜丰、通城、武宁、瑞昌等县党政负责人，会上作出以巩固苏维埃区域为赣北共产党主要任务的《政治决议案》。
《政治决议案》分析全国革命形势和湘鄂赣大规模的革命战争及其与赣北革命的关系，认为全国出现了政治经济危机与工农士兵群众日益革命化的局面，“赣北苏维埃区域是三省阶段决战的重要后方，足以影响前方之安危”。“瑞昌、德安、九江、长江是通往三省的总出口和南浔铁路来往之要道，关系极为重大。所以赣北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争取湘鄂赣三省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动力，同时赣北革命实有促进三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前途。”《政治决议案》总结了赣北革命运动的成就和赣北苏维埃政权生长与扩大的情况，分析了赣北革命运动发展的状况。“建立修（水）、铜（鼓）、宜（丰）、通（山）苏维埃区域尚未与武宁、瑞昌及近南浔路之德安的苏维埃区域取得联系，但已有逐渐会合成为一块整个苏维埃区域根据地的形势。”
《政治决议案》对党在农村的阶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赣北共产党过去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自中心县委建立以来，对于纠正盲动主义已收到相当的效力，但在反富农的工作中，都有把中农当富农打，和雇农把富农的农具完全分夺，以及不合实际的规定过高的工资等左倾的错误发生。”
《政治决议案》提出赣北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苏维埃区域的防守计划，以迎击进攻革命势力的敌人。在政治上要深入土地革命，彻底肃清反革命的思想和反动团体的公开秘密的活动，实行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治。在军事上，要有能够作战的守卫军，实行工农全体武装集中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修筑要隘工事。”“要特别注意使各县苏维埃区域取得联系，造成一块整个赣北苏维埃区域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首先完成修水全县暴动。在修水地方暴动未完成以前，须注意把三都的工作建立起来，通过三都便可以与鄂东苏区取得联系，由鄂东直通武、瑞。”“修水暴动意义重大”，是“争取湘鄂赣三省的总关口”，“取得瑞昌与九江相邻近的重要区域的革命胜利，使之与德安一带游击区紧密联系起来。”
联县会议要求：“建立一支强健的红军，以瑞、德交界之东佳山为军事阵地，左击长江，右击南浔路，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海陆军。扩大通城、崇阳苏维埃区域，建立由蒲圻、咸宁争取武长铁路的后方阵地。”联县会议还要求赣北各级党组织注意吸收工人和雇农、贫农入党，洗刷带着富农意识的党员，加强指导机关的作用。并要求全体党员不怕艰苦，有耐性地去建立和扩大城市工作，反对各种改良主义，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盲动残余。赣北联县扩大会议后，中共赣北特委未派人到九江、德安恢复工作。
三、湘鄂赣省委机关迁驻修水
1930年12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移驻修水上衫。驻上衫期间，帮助边区各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筹备湘鄂赣工农兵代表大会。1931年6月，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迁回湖南。
1931年3月，苏区中央局巡视员滕代远来到修水上衫，主持召开中共湘委办事处，鄂东、鄂南特委，赣北特委等负责人会议。会议根据苏区中央局关于调整全国苏维埃区域及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决定：撤销中共湘委办事处和鄂东、鄂南特委，新成立鄂东南特委领导鄂东南苏区革命斗争；将鄂东南特委、赣北特委所辖区域划归湘鄂赣苏区，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李宗白任书记，吴致民任组织部长，杨幼麟任宣传部长；鉴于王首道调湘赣苏区工作，由赖汝樵任湖南省苏维埃主席。
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区委在浏阳东门召开中共湘鄂赣边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湘鄂赣省委，李宗白为书记，吴致民为组织部长，杨幼麟为宣传部长，胡筠为妇女部长。湘鄂赣省委直属苏区中央局领导，下辖其中有赣北的修水、武宁、瑞昌、永修、德安、星子、九江。大会后省委机关迁驻平江，在平江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中央巡视员黄火青出席会议。会上讨论通过《湘鄂赣第一次（执委）扩大会决议案》，确定湘鄂赣省目前党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团结和依靠苏区群众，发动和争取白区群众，建立边境苏区中心根据地，将边境革命势力连成一片，占领阵地，巩固地向外发展，与湘鄂西、赣西南、鄂豫皖取得联系，促进湘鄂赣三省革命的首先胜利。据此，《决议案》还提出要冲破敌人“围剿”，巩固与收复苏维埃区域，重分土地，改造政权，巩固红军，扩大地方武装，加紧肃反，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在此之前，黄火青亲临修水上衫、渣津等地检查工作，对修水苏区的建设成就较为满意，指出修水还要主动地组织武装力量，消灭苏区红白夹杂的现象，造成苏区连成一片的形势；尽快地完善苏区的政权机构以及各种组织。
中共湘鄂赣省委根据黄火青的意见，撤销中共赣北分区委，恢复修水中心县委，陈焕民任书记。中心县委指挥修水、铜鼓、通城、宜丰、奉新五个县工作。中心县委恢复后，再次掀起苏区扩红运动，建立兵工厂，增设第九区委和区苏维埃，开展多方面的工作。
1931年9月，湘鄂赣省委、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机关从平江长寿街迁至修水上衫，驻宫选大屋同时迁来的还有湘鄂赣少共省委，省政治保卫局，省总工会，红军医院，红军第五分校等机关单位。省委、省苏维埃迁驻上衫后，各种组织代表大会相继召开，群众组织随之建立。9月下旬，少共湘鄂赣省代表大会在上衫魏家湾召开，到会代表136人，会期五天。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检查湘鄂赣团组织在立三路线下的错误，选举产生第一届少共湘鄂赣省委。会议讨论动员青年参加红军等问题，通过告湘鄂赣三省青年书。10月，湘鄂赣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上衫召开，大会讨论当前工人的主要任务，作出相应的决议，成立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1932年1月1日，总工会在上衫城隍湾召开第一次青年工人代表会，讨论发展工会组织，做好工人纠察、青年、少先队、儿童团、扩大红军等工作。3月8日妇女节这一天，在上衫召开湘鄂赣妇女代表大会，检阅全省妇女工作成绩，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3月18日在上衫召开全省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研究反帝工作，正式成立湘鄂赣省反帝大同盟。由于省委、省苏维埃加强领导，反帝运动在全省得到健康发展，特别是省委所在地修水，反帝大同盟组织几乎遍布全县苏区各乡村。此外，成立湘鄂赣红军第五分校，分校下辖政治、步兵、炮兵三个大队，首批学员800人，为湘鄂赣主力红军第十六军及各县独立团、游击队培训军政骨干。湘鄂赣省群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的全面开展，对地方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局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湘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罢工斗争，以响应配合红军行动。湘鄂赣省委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2月在上衫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会议指出过去夸大军阀战争与忽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一致进攻苏区的错误，指出苏区根据地不应机械地确定在平、浏，而应转移到赣北。赣北修水应成为省委工作的中心地区，红军在策略上应该纠正硬打平、浏的错误等。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湘鄂赣省的战斗任务》。这次执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第三次“左”倾错误。《决议案》首先指出：“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已不是口喊的宣传口号，而是成为规定的实际行动方针。”并对湘鄂赣省苏区的发展作了“争取修、铜、万，向南发展，与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革命势力汇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的首先胜利，和湘鄂西打成一片”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决议案》规定湘鄂赣省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修、铜、万三县政权打成一片，加紧向南发展。湘鄂赣省党的战略是配合这些地方的群众，给修、铜、万及其附近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直到根本消灭。
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认为，为了完成以上任务，必须准备粉碎敌人对苏区的新的进攻，从政治上军事上进行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的准备，把巩固扩大红军作为党的第一等任务。红军应集中不应分散，否定了红军时代主要战争形式是游击战，给以后的军事斗争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会议认为单纯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是错误的，规定以人口和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分配土地。同时，又规定对富农的剩余生产工具不是全部的没收，在反富农斗争中要防止动摇中农的“左”倾行为。会议还提出加紧春耕运动，奖励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大力提高群众从事生产积极性，扩大与群众有密切关系的合作社运动。
湘鄂赣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虽然作出一部分正确决定，但还是进一步贯彻中央第三次“左”倾错误。
被“左”倾统治的中央，仍认为“湘鄂赣省委仍然没有彻底转变到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上来，犯了严重的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派中央代表团来改造省委，全面贯彻四中全会精神。1932年3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带着彻底改造湘鄂赣省委的决定，来到省委驻地修水上衫。代表团成员包括来担任省委书记的林瑞笙，来担任少共省委书记的郭潜（后叛变），全国总工会巡视员陈佑生（后叛变）以及严图阁、谭风鸣等。
3月17日至22日，林瑞笙在上衫主持召开湘鄂赣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听取林瑞笙的政治报告，通过对原省委的揭露批判，作出《政治决议案》。会议认为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口号，是对政治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向下崩溃与沉没”，不可能发动第四次“围剿”。会议认为原省委没有明确提出以修水、铜鼓、万载为中心根据地，积极向东南发展，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这就在发展方向上妨碍了六届四中全会所规定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中心任务的完成。
会议根据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解散以李宗白为首的原省委，组成临时省委，林瑞笙为临时省委书记。会议最后宣布，原省委所发布的一切文件和决议一律作废，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坚决执行共产国际，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和临时省委的一切文件和决议案。接着，省苏维埃政府，少共省委、省总工会也进行改组，为中央第三次“左”倾错误在湘鄂赣苏区全面贯彻铺平道路。
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为了实现第三次执行扩大会议制定的“以修、铜、万为中心根据地，积极向东南发展，与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革命势力汇合，争取以南昌为中心首先胜利”的计划，决定将省委、省苏维埃等机关迁出修水，向万载小源转移，以便加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4月中旬，临时省委、省苏维埃机关开始向万载转移，其他各机关也陆续迁离上衫。
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机关在修水驻扎八个月，修水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一是传递文件，运送物资，护送工作人员出入境，保障省委、省苏维埃与下属特区委、县委的通信联络；二是组建赣北红色警卫营，保卫机关的安全；三是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协助解决机关生活方面的问题。修水在各方面也得到省委、省苏维埃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在军事方面，发动群众配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恢复被敌人占领的苏区，取得了黄坊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武装力量得到了发展，除县独立营外，其他各区、乡均有赤卫队组织。在经济建设方面，粮食生产有所增长，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有提高。在文化教育方面，县苏维埃创办了列宁高小，妇女工读学校，工农夜校，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党政群团组织和苏区也得到空前发展，全县发展到10个区、97个乡、2个镇苏维埃政府，190个党支部，党员人数达5100人；区、乡还有工会、妇联、反帝大同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组织。当时划归中共修水县委管辖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权还有铜鼓、宜丰、通城、修铜宜奉边、平江天岳区等，修水苏区面积占总面积的60%以上。
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执行中央“左”倾错误，修水首当其冲，在较短的时间内错捕、错杀了一批好干部，削弱了领导力量。在武装建设方面，修水及其所辖各县抽调大量人员补充主力红军，使苏区武装力量减弱，没有力量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而使苏区被敌分割，面积缩小。
这段时期，中共湘鄂赣省委为了控制南浔铁路，两次派人到赣北岷山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一次在1932年2月，派共产党员刘为泗、洪化能、郑宗水到岷山成立中共赣北特别支部。由于国民党张挺二十五团“清剿”岷山，白色恐怖严重，斗争无法开展，刘为泗等人返回阳新，赣北特支随即解散。不久，又派共产党员林梅清来岷山，白色恐怖仍然严重，林梅清又回到鄂东南苏区。两次派人没能恢复党组织，1932年8月，湘鄂赣省委派出红十六军第三师挺进赣北，在南浔铁路附近开展活动，牵制国民党的兵力，着手恢复当地党组织。后因局势变化，红三师调回阳新。根据湘鄂赣省委指示，红三师政治部主任喻照光带领红三师驳壳连30人枪，留在岷山地区建立组织，坚持革命斗争，刘为泗等人也回到岷山，在岷山地区开始新的斗争。
第三节修武苏区的土地革命与建设
一、修水苏区的土地分配与建设
修水党组织建设，经历创建，整顿发展和坚持三个阶段。1926年夏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在县城青云门城楼上成立，书记胡思先。党员由6人逐步发展到100多人，分布在9个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许多人既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又是公开的国民党员，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党组织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发动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向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年8月，党支部改建为赣西北特别区第二委员会，书记樊废级，下属16个党支部，党员120人。同年冬成立中共修水临时县委，书记甘特吾，下辖3个区委、10多个党支部，党员200人。1928年4月正式成立县委，县委可以同时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
1928年8月工农红军第五军从平江转战修水，修水党组织进入整顿发展时期，先后隶属湘鄂赣边特委，赣北特委，赣北分区委和湘鄂赣省委。由于缺乏党的基本知识，一些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把党组织与群众组织混为一谈，成批发展党员，出现“造册入党”、“斩香入党”和完全公开的偏向，党员迅速发展到1万人。后来进行全面整顿，把不符合条件的改为农民协会会员，把混进来的地主、富农、流氓地痞清除出党。支部转入地下活动。通过整顿，党员人数减少，但素质提高，战斗力增强，形成工农运动的领导核心。1929年1月又充实县委领导班子，健全县委组织机构，形成了领导核心。全县有区委8个，特支3个，支部41个，党员972人。1929年上半年红五军离开修水，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减少到525人。8月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边，湘鄂赣省委迁驻修水，修水党组织出现第二个发展高潮，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张警吾、陈焕民、张克吾、杨琦先后任书记。到1932年3月，中心县委辖10个区委，近200个支部，有党员5100人，并在修铜宜奉、修武崇通、修武通、修通、修铜和平修铜等边界县建立县委或中心县委，是修水苏区的鼎盛时期。
从1932年6月起，修水党组织进入顽强坚持阶段。湘鄂赣省委机关迁离修水，国民党军队对修水疯狂“围剿”，县委驻地渣津和部分苏区失守，在残酷斗争中牺牲的党员急剧增加，部分党员逃亡他乡脱党，有的党员登记自首，党员数量不断减少。1933年1月修水中心县委改为县委，到1934年6月，修水县委只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转移到各个边县重新组建党的组织，领导人民坚持斗争。
修水苏区红色政权，经历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暴动委员会，再到苏维埃政府的演变过程。1928年8月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建立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是湘鄂赣边区建立的第二个县级政权，但又是一个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权，仅存在一个星期。9月下旬在水源圣峰山重建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重建的县苏维埃政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保卫，坚持的时间比较长，下面还建立了3个区、18个乡苏维埃政府。但也只存在三个多月，红五军一离开修水上井岗山就被国民党军队扼杀。1929年1月修水县委在台庄成立修水县工农兵暴动委员会，代替苏维埃政府，先后组织发动“三一八”，红五月大暴动，配合红五军攻克修水县城，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1930年6月24日，修水县委在上杉召开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樊生发当选政府主席。会上宣布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统辖全县的最高政权机关，同时宣布撤销暴动委员会。在政府常务委员会之下组织秘书处，设立赤卫、财政、经济、土地、粮食、肃反、裁判、市政、卫生十个委员会。1932年初将十个委员会改为八个部。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推动了苏区发展，到1932年6月，全县有11个区、97个乡建立苏维埃政府，占修水县版图面积的五分之三，还不包括仅存十天半个月的苏维埃政权。7月敌人第四次“围剿”开始，环境急剧恶化，修水苏区的巩固区在缩小，失陷区难以恢复，开辟新苏区更难为困难。
修水的革命武装经历了农民自卫军，赤卫队，游击队到地方红军的发展过程。大革命失败后，下衫最早建立农民自卫队，红五军进入修水，有党组织的乡村都建立起赤卫队、梭镖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组建了有13支枪、20多人的修水第一游击大队。1930年县苏维埃政府设立赤卫委员会，专抓赤卫队的组建和整训工作，形成县有游击大队，区有游击队，部分乡有赤色先锋营的大好局面。县总工会也组织工人纠察队，全县共有步枪350余支和数万件刀矛鸟铳。1931年根据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修水地方武装建设加快，在县游击大队的基础上，抽调区游击队扩编为修水赤色警卫一营和警卫二营。为了沟通鄂东南与省委的联系，组建一支有30多支枪的交通队和一支40多人的政治保卫队，每个乡从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中挑选一批优秀队员组成模范队或模范排，作为主力红军的后备力量。湘鄂赣省设立军事部后，县苏维埃政府相应成立军事部，配备专职干部抓军事工作。1932年4月县红色警卫一、二营升编到湘鄂赣独立第二师，县委又在渣津组建县独立营，年底改编为独立团。1932年9月到1934年7月，国民党第五十师和独立三十二旅坐镇渣津、马坳“围剿”，地主武装蜂起，反动势力迅速扩张，加上地方红军不断补充到正规红军，修水地方武装逐步削弱，直至失败。
修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武装建设中，很重视做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靖卫大队的士兵工作。采取宣传革命形势，开展政治攻势，严格优待俘虏，打入敌人内部策反等办法，从1929年9月到1930年6月不到一年时间，策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靖卫队、保警队十几起兵变，收到300多支枪。不少投诚官兵经过教育成为红军骨干。如国民党江西保安团的袁立生后担任红十六军八师四团团长、修水独立团团长，修水靖卫大队的钱林任红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等。
修水苏区大多地处穷乡僻壤，光山秃岭，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洗劫，广大农村生产落后，商业萧条。苏维埃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粉碎敌人经济封锁，通过多种渠道增产增收，发展苏区经济。
第一，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工业方面，因陋就简建立手工场作坊，主要有瓷厂、陶瓷厂、铸锅厂、石灰厂、硝盐厂。硝盐厂乡乡都办，遍地开花，用陈墙老土熬硝煎盐，供群众食用和作为土制炸药原料。工厂生产的产品不仅满足苏区群众需要，还销往边界的平江等县，为苏区创造财富。如古市瓷厂、桂坳石灰厂等年产值都在万元以上。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苏区还积极发展军工生产，在上衫西湾创办兵工厂，开初修理枪支，制造大刀、梭镖等武器装备赤卫队、游击队，后来发展到造炸弹、罐子炮、松树炮、独子枪、鸟枪等武器。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兵工厂依靠群众献铜铁，拾弹壳，自熬土硝，自制炸药，解决前方急需。在朱溪建立被服厂，生产军衣、军帽、绑腿供主力红军使用。在农业生产方面，政府从多方面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按时耕种，开展乡与乡、村与村生产劳动竞赛，奖励打粮多、开荒多以及水利修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对惰农、抛荒者批评教育，收回富农抛荒的田地。对红军家属缺乏劳动力的组织群众帮助耕种，以乡为单位组织犁牛站，进行耕牛余缺调剂。还鼓励农民培育森林，种植棉麻，养蚕饲猪，发展鸡鸭等增加农副产品。通过以上措施，各区粮食生产较大幅度地增产，不仅保证苏区群众粮食自给，而且供应驻县省级机关团体和红军的粮食。
第二，抓好财政收入。苏区广开渠道，增加财政收入，向工商业和农民征收累进税，红军和游击队深入白区捉拿土豪筹集款项，苏维埃开办商店、工厂，上交盈余利润。
第三，实行统一累进税。苏维埃政府在摧毁国民党剥削民众的厘金局、杂税局等税务机关，取消种类繁多的苛捐杂税后，实行保障贫苦工农利益的统一累进税，把它列为党的十大政纲之一。实行累进税统一征收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障了军、政机关的费用开支，开辟了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建设苏区的积极性。
苏区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建立工农俱乐部，组织专业和业余宣传队、化装讲演团，创办250所列宁小学和列宁高级小学，业余夜校和识字班遍及农村，开办三所医务所，活跃苏区文化生活，解决苏区人民看病吃药的困难。
修水苏区的土地分配，是从农村的“五抗”斗争和实行“分耕制”开始的。1928年8月红五军转战修水后，修水人民在红五军的支持下，开展了以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为内容的“五抗”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没有砸烂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但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封建土地占有制。1929年8月红五军重返湘鄂赣苏区，修水县委、县暴动委员会在群众基础较好，政权相对巩固的苏区，没收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势力的土地，实行“分耕制”。将没收来的土地按照人口和劳动力平均分配，农民分得土地的收入按10%的税收上交政府，其余归已。实行“分耕制”农民得到较大的利益，但存在侵犯中层阶级利益的现象，不利于组织农村力量开展对豪绅地主的斗争，所以其它苏区没有推广。
1930年6月，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全县七个区、二个集镇进行全面土地分配。中共湘鄂赣边特委这年2月的通告明确指出：“党在农村斗争中的总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路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农村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是从雇农起至中农止”，“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常常动摇妥协以致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土地分配就是贯彻上述阶级路线，让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分配的利益，孤立和打击富农以上剥削阶级。
根据上述阶级路线，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土地没收和分配对象上作以下原则规定：没收一切祠堂、庙宇、教堂、官荒、无主的土地、荒地、沙田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多余的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失业工人和愿意耕作的退职官兵。酌情分给有职业而不够维持生活一切劳动者。整个土地分配分三步进行，一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地分配政策，进行人口和土地调查，划分阶级成份；二是在划分阶级成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清理地主的财产，烧毁田契、债据、帐簿，将牲畜、房屋等财产逐项登记，现金和金银器皿交公；三是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批判、斗争地主分子，对那些敢于抵制、反抗、破坏土地分配的地主分子给予坚决打击。
1930年夏季前后的土地分配运动是修水县土地革命时期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分配运动。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比较大的成果。共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4611头，土地18.8万亩，农具12.3万件，粮食（包括废除的债谷）49.2万担，房屋1537间，家具16.9万件，衣被1844件。受益农户5.1万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3.4%。修水苏区土地分配运动是土地革命的核心，它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工农革命高潮。但修水苏区土地分配运动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在对待富农、中农问题上也出现了“左”的偏差。
二、武宁苏区的土地分配与建设
1929年8月，武宁原中共梅友特支委员李少白由武宁西部农村转到北部农村的彭坪、月坪等地活动，同中共龙燕区委派来的向前进等取得联系。遵照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关于把武宁同湖北接壤的通山、阳新等县的党组织连成一片的指示，在王珠巷叶家祠重新建立中共武宁县委，书记李少白，组织部长洪辉明，宣传部长成正斋，县委机关驻地港子口。1930年3月，中共武宁县委在港子口召开县区乡村四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通过土地改革方案，决定成立武宁县革命委员会，行使苏维埃政权职能，洪辉明为革委会主任，归鄂东革命委员会领导。
10月，武宁县革命委员会在港子口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00人，会期七天。中共鄂东南特委负责人曹玉阶到会作《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苏区经济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及优待军人家属的决议和关于巩固发展苏区文化卫生的决议，正式成立武宁县苏维埃政府，选举张绪甫为主席。1932年3月中共武宁县委、县苏维埃机关由彭坪的港子口迁到小九宫。小九宫位于幕阜山脉中段的九宫山南麓，是一个周山环抱的小高原，这里东出辽田经浬溪到武宁县城，南出船滩经三都到修水，北通湖北的通山，直达鄂东南各地，是个军事要塞。武宁县委、县苏维埃机关迁到小九宫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鄂东南特委和修水中心县委，下决心解决鄂东南苏区与修水苏区赤白夹杂的问题，使两块苏区尽快连成一片。4月15日，中共鄂东道委在《关于接受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及其准备第三次扩大会的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切实创造与巩固苏区根据地积极向南发展，是鄂东党组织目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武宁须加强第二区（年丰区）四区（西源区）的工作，切实的巩固温汤、黄沙、小刘一带的苏区，积极向辽田、浬溪和修水三都、南茶、蒲口铺、芦坊等处发展”。
中共武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积极慎重地向武宁西北部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府。到1932年1月，先后建立了升仁（又称一区）、年丰（又称二区）、大溪（又称三区）、西源（又称四区）、利贞、城北6个区委和升仁、年丰、大溪、西源、利贞5个区苏维埃政府，共有48个乡党支部和41个乡苏维埃政府，苏区中心面积6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当时由武宁管辖现已划归阳新、修水的一些地方），约占全县总面积的18%。到1933年春，武宁县5个区苏维埃政府大部分乡村被敌人在“围剿”中占领，党组织遭破坏，苏区被分割成四块。10月，武宁县与龙燕县合并为龙武县，武宁县苏维埃政府终止。
武宁县党的组织，大革命失败后转向西北部发展，在湖北阳新龙燕党组织的配合下进行。武宁县委先后于1929年12月、1930年3月和1931年底召开三次全县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两届县委，先后担任县委书记的有袁亚梅，李少白、石凌生。1931年11月县委书记李少白在反“改组派”时脱离革命队伍，中共鄂东南特委派石凌生任县委书记，此时县委常委还有明道启、许南山、陈玉阶、张绪甫等。到1932年5月，由陈盛荣、许南山接任县委组织、宣传部长职务。11月，县委机关驻地小九宫失陷，先后迁至潘龙山、黄莲洞。1933年10月，武宁县委与龙燕县委合并为中共龙武县委，仍由石凌生任书记，12月县委书记由曹汉生接任。1932年底，是武宁党组织发展鼎盛时期，全县建立6个区委，48个党支部，有党员450余人。为了保证党员质量，严格入党手续，适应复杂的环境，一般都是采取秘密入党和单线联系，特别是注意家庭成份，社会关系，个人出身和表现，吸收那些对革命坚决，忠实可靠的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劳动妇女、中农和贫农学生入党。开始吸收党员没有候补期，到1931年9月以后，新发展党员实行候补期制度。除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入党没有候补期外，贫农入党候补期2个月，独立劳动者、中农、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候补期6个月，不属于上述社会出身者入党，候补期按特殊情况处理，一般1至2年。到候补期够条件的办转正手续。对党员培养教育的形式，主要是开办训练班，进行革命道理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武宁县苏维埃政府内设财政、文化、土地、劳动、工农检查、裁判、军事、粮食、卫生等部，以及保卫局、总务处。区级苏维埃政府内部设置大体与县相同，乡苏维埃政府设委员。武宁苏区的武装主要是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赤卫队是由暴动时的土枪队发展而成，到1930年春统称赤卫军。游击队设县区两级，武宁县游击队于1931年2月改称保卫队，同年10月改称保卫局，40余人枪，编为4个班。1932年改称武宁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傅朝安。全县6个区都建立游击队，有人枪300多。
武宁苏区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最迫切的粮食问题，以及衣服、沙糖、纸张、日用品原料，如棉、麻、竹等。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基本上解决苏区军民的口粮问题。工业生产主要是采取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办法，兴办兵工厂，煤矿、石灰厂、被服厂、纸厂、棺木厂、榨油厂等，解决军需、燃料、衣被和日常用品的困难。苏区还开办商业、金融业，创办工农兵银行，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增加财政收入。苏区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1929年12月20日，中共武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土地改革的决议，制定土改方案。1930年3月，武宁县委、县苏维埃在升仁区第一、二乡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此后又在祥发区的部分村进行土改。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一是划分农村阶级成份，使群众认清敌我友，明确依靠谁、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和政策；二是充分发动群众，把土改运动的内容和要求告诉群众；三是分配胜利果实，以乡为单位，本着“满足贫雇农，适当照顾中农”的原则进行分配；四是分配土地，将没收的所有土地以原耕为基础，按照全乡人口平均计算，采取抽肥补瘦的办法，评定四个等级进行分配。通过土改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使3500多户无地、少地的贫雇农得到3万多亩土地，平均每人得到0.6亩，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增强了群众保卫红色政权的决心，苏区有千余人参加主力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