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中共赣北组织的恢复和江西省二大的召开
第一节赣北特委的建立与整顿党的组织
一、恢复整顿各地党组织
1927年10月10日中共江西省委交通机关遭破坏。鉴于南昌的严峻形势，省委机关由南昌暂迁九江。省委为了加强对革命斗争的领导，将全省划为赣北、赣南、赣东、赣西四个特区，组成四个特别委员会。中共赣北特委机关设在九江城区凤凰坡一号，省委委员、鄱阳县委书记刘士奇调任赣北特委书记兼九江市委书记，特委组织部长王祖翼，宣传部长袁亚梅，秘书彭文，还有兼职的特委委员林修杰、王环心、杨超、甘特吾。特委辖地20余县，即今上饶、宜春、九江、景德镇、鹰潭五市所属各县和南昌市所属新建、安义两县，但有通讯联系的只有十五六处。下属党组织有九江市委（特委兼），德安、永修、铜鼓、鄱阳、余干等县委，景德镇、乐平、修水、星子、马回岭、黄老门等区委，吴城（当时属新建，现属永修）等特支。省委委员、九江市委书记袁玉冰调任赣西特委书记，省委委员、市委组织部长林修杰调任鄱阳县委书记。赣北特委还增设军委。
赣北特委建立后，“即着手于组织整顿与发展的工作，通知各级党部改组及重新登记，洗刷一切腐败投机分子，寻找忠实勇敢的工农，扩大并充实党的基础”。赣北特委的报告，《我们的十一月》（1927年12月）特委因辖地范围大，交通不便，联络困难，于是把工作重点放在今九江市所属的各县和江北，派员巡视永修、德安、马回岭、黄老门、江北等地的工作。
特委对永修提出十条工作意见：1、清党，2、内部训练，3、农运，4、农村妇运，5、反土匪运动，6、铁路工人运动，7、县委工作不应偏倚在涂埠，8、宣传工农兵联合，9、土地革命宣传，10、应用农民反土匪运动的精神反政府。永修县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在党内进行组织整顿，清洗出200余人，尚存的200名党员农民占90%。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准备组织农民暴动，以云山为暴动起点，最后夺取艾城、涂家埠，控制南浔线。
铁石山暴动后朱培德派三个团的兵力，进驻德安“清剿”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不少共产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遭到逮捕、杀害，有的党员脱党，“党内同志仅余七八十人”。国民党德安县长严泽清与省议员袁子辉、燕北平发布文告，重金悬赏缉拿中共德安县委书记杨超等人，派警备队在木环垄、乌石门、黄女甬铺、夏家铺设岗搜捕。杨超因眼病严重，不能行走，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隐居在永丰，10月下旬眼病逐渐好转，便与县委委员扶国权暂时离开德安，转到武汉找党中央。县委委员何奎光转往赣南。此时德安的“工作形同瓦解”。特委派员与德安县委委员、青年部长甘霖沛接上关系，恢复德安的工作，要求德安县委对党员重新登记，抓紧整顿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的农民协会，扩大反战（宁汉战争）和土地革命宣传，加紧铁路工人运动，做好游击暴动的准备工作。
特委还派员巡视江北（包括小池口、二套口），建立江北区委，有党员80余人。特委要求江北区委继续整顿与扩大党的组织，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加强土地革命宣传，应付敌稽查队敲诈，乘机夺其枪支，武装自己。
修水县是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的重点县之一，9月底在修水建立了中共赣西北第二特别区委员会。11月上旬，特区委组织万余农民攻打修水县城。国民党修水县政府早已闻讯，紧闭城门，调集守备队200多人守护，开枪打死一人，重伤数十人。随后国民党第三军第九师进驻修水，一大批党的骨干分子遭杀害，特区委被迫解散。在这种情况下，赣北特委书记刘士奇亲往修水，建立修水临时县委，甘特吾任县委书记，陈秋光任组织部长，樊策安任宣传部长。县委下辖3个区委，10余个支部，党员由50人发展到200余人。
特委还先后派张亚齐、袁亚梅去瑞昌、武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瑞昌特别支部和武宁梅友特别支部，分别由张亚齐和袁亚梅任特支书记。稍后，武宁特支升为县委，仍由袁亚梅兼任书记，下属3个支部。星子支部也在特委领导下升为区委，区委书记卢瑰英，下属钵孟山、占家崖、隘口等支部，有党员40余人。当时，湖口只有2名党员，不具备建立组织的条件，都昌、彭泽尚未恢复党的组织。
赣北特委对九江城区和原九江市委所属的九江县基层党组织，更是倾注全力，使这些组织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除建立江北区委外，还建立了黄老门、马回岭、小阳铺、港口区委。黄老门、马回岭有党员300余人，着力组织游击暴动，控制南浔线。特委还恢复了久兴纱厂、裕生火柴厂、铁路、店员、码头支部，共有党员100余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业工人秘密建立红色工会，失业工人组织失业委员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及黄色工会进行斗争。
10月19日宁汉新军阀战争爆发，赣北成为军事要地，特委根据长江局和省委的部署，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新军阀战争的宣传活动，将省委反新军阀战争宣言和特委的告国民党士兵书以及反对拉夫抓丁等反战标语发到赣北农村各地，要求赣北各级党组织做好反战宣传工作。
1927年12月，刘士奇因犯“工作路线的错误”被中央调离特委，由赣西特委书记吴德锋接任赣北特委书记。永修县委改由省委直属。1928年1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区的领导，建立三省割据局面，在湖南岳阳县成立湘鄂赣边特别委员会，江西的修水、武宁、铜鼓县党组织划归湘鄂赣特委领导。2月省委在鄱阳建立赣东北特委，鄱阳、景德镇、乐平、余干、弋阳、横峰等县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由此，赣北特委仅辖九江、星子、瑞昌、德安等县党组织。4月，特委组织部长王祖翼被捕叛变，特委机关遭破坏。特委书记吴德锋在南昌向新任省委书记陆沉汇报工作后返回九江，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在九江进行大搜捕，被迫离开九江，调上海中央局工作。
1928年6月，省委根据中央“取消特委的组织”，建立“中心区域”工作的要求，将赣北特委改为九江中心县委，指定赣北红军游击队副党代表沈建华临时负责，机关设在九江市区龙开河附近通江路56号。下属德安县委（区委4个，支部20余个，党员290余人），星子（支部2个，党员20余人）、湖口（支部3个，党员40人）、瑞昌区委（支部1个，党员10余人），南浔铁路九江站支部以及九江市县7个区委。九江市区委书记史广庆，下设7个城区支部，有党员50余人；江北区委，书记江哲卿，有党员40余人；白鹤区委，书记徐席桃；赤松（港口）区委，书记郭茂灿，有党员80余人；小阳铺区委，书记孙传荣；黄老门区委，书记黄裕泉；马楚（马回岭）区委，书记熊乃建，九江市县有党员340余人。
8月，省委鉴于九江“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中心区域”，要求九江中心县委以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并将先后担任南昌市区委书记和吉安西区行委书记的华鄂阳调任九江中心县委书记，孙传荣为中心县委副书记，杨九兴为组织部长，刘越为秘书兼宣传部长，中心县委委员有赵克植、黄成玉、陈长荣、郎玉泉等。中心县委管辖范围未变，星子、瑞昌升为临时县委。
二、前仆后继的斗争
1927年8月9日，25名共产党员和1名国民党左派以“颠覆政府，响应叛军”的罪名被杀，使九江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大屠杀并没有吓倒真正的革命者，市委宣传部长温眷血，青年部长严运生，共产党员、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何瑞庭等仍在市郊坚持斗争。8月下旬和9月上旬，温眷血、严运生、何瑞庭和温眷血的妻子、共产党员于圣贞四人先后被捕，10月15日温、严、何三人在三马路被杀害，于圣贞在监狱被折磨致死。面对敌人他们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烈士的鲜血又一次染红浔阳江头。
永修县委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与省委关系断绝，不知党的策略，不敢遽然领导暴动。”《江西省委工作报告》（1927年12月12日）1927年9月，县委书记王环心赴武汉、九江等地寻找上级党的组织，10月下旬与中共赣北特委接上关系。他根据特委的部署，将县委机关从九合廖坊河头淦村迁至他的家乡淳湖王村，做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王环心的堂兄、劣绅王经淄从涂家埠回到家里，发现王环心的行踪，向驻涂家埠的国民党第十二师告密，当晚王环心与妻子、永修县委委员淦克群在家被捕。
王环心被捕在淳湖王村引起极大震动，穷苦的农民迎着寒风站在村口，用悲哀的眼神默默地送别环心先生。王环心的大伯父王济兼等一伙劣绅则弹冠相庆，叩谢“苍天有眼，终于除了这个‘孽障’”。王环心昂首走出家门，望着衣衫褴褛的乡邻高声喊道：“父老们，不要难过，死了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革命一定会胜利！”敌人将王环心夫妇押送九江，途经涂家埠三里长街，王环心骂声不绝，当众痛斥国民党反动派。
王环心夫妇被押送九江，转向南昌。王经淄唯恐他不死，伙同反共分子吴廷桂、蔡文林、徐禹吾等组成“控诉团”，向国民党南昌警备司令部控诉王环心的“罪行”，每次开庭王经淄都出庭作证。王环心在法庭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把唾沫吐向王经淄的脸上，说：“无奈时间太短，否则一定要把你们消灭干净！”王环心在狱中深深怀念在修河两岸坚持斗争的战友，恨不得一拳砸碎牢门，重返战斗岗位挥笔写下诗句“世事本如云，我怨桃花似水流”，“我生自有用，且将头颅击长天”，道出了自己身陷囹圄、壮心不已的彻底革命精神。
中共德安县委书记杨超和县委委员扶国权、杨挺，遵照党的指示，于1927年12月22日由汉口回到九江，与在九江接应的德安县委委员甘霖沛、区委书记宋昌杰会合，杨超准备先去南昌江西省委，再到德安开展工作。第二天，杨超、扶国权在九江招商码头被捕，当天敌人将杨、扶二人押到德安，国民党德安县长和军警头目对杨超、扶国权严刑审讯，遭到杨超、扶国权的严厉驳斥。因杨超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通缉的“重犯”，24日被押到南昌卫戍司令部军法处。敌人抓到杨超如获至宝，大肆宣传：“江西德安共产党首领杨超等，最近由鄂潜赴赣省，希图扰乱，业在九江就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27日）
1927年12月27日，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将杨超、王环心枪杀于南昌德胜门外下沙窝。临刑前，杨超高声朗诵：“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这首就义诗充分体现了杨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江西早期共产党员、革命活动家袁玉冰和谢率真。袁玉冰从九江调任赣西特委书记，12月13日化装进入南昌，准备向省委汇报工作，被叛徒兰仲和告密被捕。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用尽了手段和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中共中央《布尔塞维克》杂志发表悼念文章颂扬他勇敢斗争的精神：“如今他死了，可是他的赤心将从地下喷发，洗干净黑暗陈腐不堪的江西。”星月《悼念玉冰、杨超等》《布尔塞维克》第二十三期（1928年7月10日）
杨超牺牲后，中共赣北特委指定德安县委青年部长甘霖沛负责德安党的工作，派沈建华、辛忠荩到德安与甘霖沛一道恢复党的组织。1928年1月在岷山建立中共德安区委，甘霖沛任区委书记，辖彭山、葛洪、秦洞、晏家冲、岷山等支部，有党员80余人。3月省委书记陈潭秋巡视九江、德安，看到德安工作恢复很快，指示沈建华恢复县委，此时德安全县有16个支部，党员140余人。3月下旬，在彭山老屋宋村正式成立中共德安临时县委，临时县委机关设在彭山大连坑草棚里，沈建华任临时县委书记兼军事部长，甘霖沛任组织部长，辛忠荩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何奎光任农运部长兼农民协会主席。临时县委决定，继续加强已恢复和建立的支部工作，在干港、西源、田家河、吴山、五里岭、洞霞、黄女甬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暴动。德安还建立共青团德安临时县委，赤卫队，少先队等组织，重点恢复农民协会和妇女解放协会。
王环心牺牲后，由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的堂妹王经燕接任永修县委书记，继续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做好领导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王经燕“工作勇敢坚决，肯负责任”，《悼一个青年女战士——王经燕》《列宁青年》（1929年6月）她明确提出革命的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由平原转入山区，由公开转入秘密，将农民自卫军改编为永修县游击大队，开展武装斗争。全县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人数由革命低潮时的200人增加到450人，县委机关由淳湖王村迁到城山李家村。1928年2月，王经燕调任江西省委组织部秘书，随后代理组织部长，李德耀任永修县委书记，曾文甫任组织部长，淦克鹤任宣传部长。6月省委机关遭破坏，王经燕被捕。在监狱里，王经燕经受敌人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铁骨铮铮，坚贞不屈；面对胞兄王经淄劝降，她唾面痛斥。临刑前高唱国际歌，敌人用铁块堵她的嘴，她挣扎着吐出来，继续痛斥敌人。敌人又用刺刀割掉她的鼻子、舌头，猛戳她反绑着的双臂和下体。王经燕在敌人的残害下壮烈牺牲，时年26岁。牺牲后《列宁青年》等刊物发表了悼念文章。
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总结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没有冷静客观地面对敌强己弱，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现实，在斗争策略上不是组织革命力量实行有秩序的退却，而是一味主张实行盲动的进攻。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给江西省委以深刻的影响。省委日常工作，忙于暴动的计划、指示、批评；党组织机构的频繁变动以及党的干部频繁的调动，都是一个目的——暴动。领导星子暴动的林修杰，审时度势，及时将暴动队伍拉出星子县城，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却受到省委的严厉批评。赣北特委书记刘士奇上任以后，把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作为特委的主要工作来抓，很有成效，但因对暴动领导不力，被错误地撤销特委书记职务。1928年2月，省委将全省划分五个暴动区，制定《江西全省总暴动的准备工作计划》。由于否认暴动的应有条件，盲目地组织暴动，将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暴露在敌人面前，党的领导人不是被通缉外逃，就是被敌人逮捕杀害。像袁玉冰、曾延生、林修杰、杨超、王环心这些才华出众、年轻有为的领导人，就是在组织领导暴动中被捕牺牲的，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节中共江西省二大在湖口召开
一、二大代表辗转赣北
1928年1月18日，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要求二三月间在万安召开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决定党在江西的工作方针。因中央正酝酿召开全国第六次党代会，没有同意。6月，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永修县委组织部长兼永修游击大队长曾文甫与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凤飞、万安县委书记张世熙等代表江西出席大会，曾文甫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共中央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的成员。9月，出席六大的王凤飞、张世熙、曾文甫回到江西，省委即着手筹备召开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0月24日再次就有关问题请示中央。中央同意江西省委的报告，派张金刃（张慕陶）为巡视员到江西指导大会的筹备工作，决定省委书记陆沉（因病住院）不参加新的省委，由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冯任代理省委书记，负责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大会原定11月15日在德安、九江、瑞昌三县边界的岷山根据地召开，因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调集军队向岷山进行“围剿”，赣北红军游击队转移到湖北省广济县一带，推迟到12月5日在鄱阳县城附近的湖面上举行。当天与会代表分乘三艘小船在湖中开会，发现湖面上国民党军警和民团巡查很严，临时商量改变会址。弋、横暴动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建议到弋、横交界的磨盘山召开，大家考虑去磨盘山不方便，担心进去被封锁，最后决定到反动民团力量较弱的湖口县第四区王燧村共产党员王文凤家召开。上午10时，代表从鄱阳湖边分组出发，沿景德镇至湖口公路步行三天，在鄱阳县油墩街、漳田渡，都昌县春桥头住宿，先后到达湖口县王燧村。
二、二大在湖口王燧村召开
1928年12月9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湖口县第四区濒临鄱阳湖的小村子——王燧村王文凤家召开。会场虽在偏僻农村，但十里外仍有靖卫团驻扎。为保障大会安全，由懂军事的代表组成赤色警卫队，全副武装保卫会场，一天二十四小时站岗放哨，加强警戒。会议代表原定28人，代表全省近5000名共产党员。实际到会20人，即赣南2人、赣西4人、赣东1人、永修1人，赣东北6人，团省委1人，省委4人，中央代表1人。大会由冯任主持，会期原定5天，因环境恶劣，缩短为4天。代表们听取了中共中央代表张金刃关于中共六大精神的报告，冯任的省委工作报告和曹策的团省委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政治、组织、宣传、军事、农民、职工、苏维埃、共青团工作等八个决议案，选举产生了中共江西省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张世熙（原省委巡视员）、王凤飞（原省委常委）、冯任（原省委常委）、沈建华（德安县委书记）、曹策（原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蔡冰坚（省军委书记）、胡子寿（南昌区委书记）、贺俊（赣西特委书记）、方志敏（弋阳县苏维埃主席）、华鄂阳（九江中心县委书记）、李兴保（工人）、孙传荣（九江中心县委副书记）等13人为执委（1名留待中央指派）；江建民（临川县委书记）、刘启勋（吉水县委书记）、邵式平（横峰县苏维埃主席）、张野心（横峰区委书记）、刘士奇（原省委秘书长）、徐金丹（浮梁县区委书记）、徐少保等7人为候补执委；肖韶（赣南特委常委）、曾文甫（永修县委书记）、杨九兴（九江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为审查委员。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省委执行委员会议，公推张世熙、王凤飞、胡子寿、沈建华、曹策、贺俊及中央派一人共七人为常委，李兴保、孙传荣、冯任为候补常委，李兴保为候补书记，中央派人以前，冯任参加常委；组织分工为，书记张世熙，组织部主任王凤飞，宣传鼓励部主任冯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胡子寿，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沈建华，军事委员会书记蔡申熙，秘书长贺俊。
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召开的，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江西省唯一的一次党代会。大会以中共六大精神和原则为指导，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江西的形势，认为地主资产阶级内部冲突日益加剧，反动政府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加倍，造成空前的白色恐怖和民穷财尽，使民众除革命外没有出路。因而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在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时，江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局部地方工人斗争的活跃和农村斗争的深入，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存在，白军士兵的哗变，城市小商人的罢市等，都是革命高潮的象征。但不可过分地估量，革命高潮还并未到来。
大会提出了江西党的总路线：“艰苦耐劳地去夺取广大的群众围绕党的周围及影响之下，准备武装暴动，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还提出“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民”的总路线中的中心路线，指出目前争取群众的唯一方法是动员党员到群众中去并领导以胜利为前提的日常斗争，以消除群众的恐惧心理，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和勇气，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群众的斗争意志；努力建立中心区域工作，这是实现总路线的保证。
大会明确了江西党的工作，应当将工人运动作为第一任务，努力建设赤色工会，农村要建立以雇农为中心团结中农的统一战线，恢复和扩大农民协会；苏维埃区域要实施党的土地政策，不断扩大苏区；要继续开展对白区士兵的策反工作；要加强妇女工作；要加强反帝运动及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工作。
大会还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农民意识等错误，确定今后党本身的任务就是整顿旧组织，创造新组织。
大会结束后，省委机关设在九江。1929年8月前后迁回南昌。
三、二大对赣北革命斗争的影响
二大结束后，江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关于二大的总结与精神的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传达执行。由于二大在湖口召开，加之省委机关暂设九江，二大精神在赣北得到迅速全面贯彻，对赣北革命斗争产生很大影响。
二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二大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党的任务是努力争取群众，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具体方法就是建立和加强中心区域的工作，加紧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那怕是三个铜板或者芝麻大的问题，都要动员全体同志尽力去干。二大决定“相当的集中人力、财力，格外努力建立城市工业区、铁路线军事政治经济等中心区域工作”，确定以南昌、南浔路、九江、景德镇、乐平、吉安、赣州等处为重要的中心区域，南浔路的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929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省委加强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乐平、南浔铁路沿线等六个中心区域的工作。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为加强中心区域的工作和加强中心县委的领导，改组九江中心县委，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贺俊退为候补常委，调任九江中心县委书记。同年4月，贺俊在九江市区主持召开中共九江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委9人，常委贺俊、刘启勋（兼宣传，原吉水县委书记）、郑少山（兼组织，九江铁路失业工人）、万恕（兼秘书）、余茂柳等5人。通过这次党代会，二大精神在九江中心县委下属的党组织中得到全面贯彻。
江西省委指导思想虽偏重于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但并没有放松对农村斗争的领导。赣北由于很好地贯彻执行了省二大精神，革命形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岷山根据地向瑞昌东部延伸，赣北红军游击队发展壮大，建立星子游击支队。湖口建立县委，都昌恢复临时县委，彭泽恢复组织建立特支。在都昌、湖口两县县委的领导下，智取都昌汪家墩靖卫团，建立赣东北第一游击大队，在都昌、湖口交界处开辟了一块赤色区域。
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央六大和省二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长期性认识不足，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工人的领导看作是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坚持城市中心论，片面强调工人和农村雇农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作用，轻视革命的知识分子，忽视中间政治势力的两面性等，对赣北革命和党组织建设产生了消极作用。省委把九江、德安、永修、都昌等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建立在农村及割据区域，看作“躲在乡村”，是“十分软弱而不健全”的现象，命令他们迁往城市，放松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甚至造成党的组织经常瘫痪。
九江中心县委书记华鄂阳，自己是知识分子，却特别偏重提拔使用工农党员。“九江城市与乡村共六个区委，每区委均是农民为书记，知识分子为秘书，如黄老门区书是黄裕全（佃农），秘书是杨玉壁（知识分子），马楚区书是熊乃建（农民），秘书孙秋如（知识分子），小阳铺区书是孙传荣（自耕农）（二大被推选为省委候补常委——编者注），秘书是徐上达（知识分子），白鹤区书是徐燮桃（佃农），秘书是沈一民（知识分子），港口区书是郭茂柳（佃农）秘书是汪仲屏（知识分子），九江市区书是史广庆（华工），秘书是县委宣传科兼任（这是去年八、九月的事，后来九江市区由县委兼任，未能单独成立区委）。”《中共九江县委书记华鄂阳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1日）有的农民书记水平低，能力差，大大降低了党领导机关的战斗力。尽管华鄂阳重用工农党员，但在二大后仍被省委错误地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理由有四条：一是不注意提拔、教育工农同志，轻视工农同志，在县委会虽有工农同志参加，不过是官样文章；二是县委工作不集体化，养成书记独裁；三是解决久兴纱厂问题有取消派的倾向；四是仍有红军占领山头的错误观念。华鄂阳就这四条逐一向省委作解释和申辩。谈到书记独裁问题，华鄂阳解释说：“至于县常委会议中发表意见的，以鄂阳为多，次及团县委代表，这两个工农常委少有意见。这因为新提拔起来的同志，对党的问题不甚了解，无多意见，这是一时无办法的事实。不过有时关于乡村和工厂的实际问题是有意见发表的，但很少。这样，就是书记独裁，工作不集体化吗？”《中共九江县委书记华鄂阳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1日）华鄂阳的解释无济于事，直到两次向中央申辩才恢复党籍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