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贯彻八七会议组织秋收暴动
第一节大革命失败后的赣北形势
一、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大革命失败，赣北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之下。中共九江市（地）委，九江总工会和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同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九江市（地）委领导的《国民新闻》连载文章，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假革命嘴脸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汪精卫对此恨之入骨，说：“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27年8月5日）7月29日汪精卫到九江，命令《国民新闻》当日停止出版。下午汪精卫主持庐山秘密会议，决定封闭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国民新闻》和九江书店，逮捕其负责人。8月1日离开九江前，仍没有忘记要张发奎转告金汉鼎，将九江市、县党部，总工会，《国民新闻》和九江书店一律封闭，“捕拿逆伙”。
南昌起义后，受到起义军沉重打击的驻赣滇军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报复，九江首当其冲。九江警备司令金汉鼎和后来接替他的第八师师长朱世贵，派出大批军警到工厂、机关、学校大搜捕，封闭市、县党部，总工会，《国民新闻》社和九江书店，解散各革命群众组织。土豪劣绅为国民党反动派刺探情报，带路搜捕，乌云笼罩九江，一片白色恐怖。到8月7日，7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学生运动骨干被捕。8月9日清晨，国民党反动派在大校场设立刑场，将其中的25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国民党左派集中枪杀，制造了震惊赣省的“八九”惨案。他们是：彭江（九江市委工人部长，总工会委员长）、张如龙（市党部宣传部长，市学联主席）、熊好生（中共南浔铁路特支书记，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吴九思（市委、市党部农民部长，九江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曾炳生（九江书店经理）、戴振球（九江县党部常务委员，县农民协会执委）、饶柳门（国民党左派、市党部监察委员，市商民协会主席）、张敦鑫（市党部秘书）、王汝霖（久兴纱厂工会委员长）、丁巨轩（九江县党部、县农民协会执委，国民党港口区党部负责人）、熊殿亚（县党部、县农民协会执委）、周礼泰（县党部、县农民协会执委）、丁藩（第六师范中共支部负责人）、徐凌云（第六师范中共支部负责人）徐玉书（九江县桑洛乡支部书记，区农民协会负责人）、丁省三（学生运动骨干）、张伟（团市委负责人）、王伟烈（九江县农民协会执委）、吴学符（九江县农民协会执委）、陈忠珍（交通员）、卢镜华、郑青麓、罗树梅、徐亚福、白盛泽、冷先甲。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九江市区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对赣北农村的革命势力同样疯狂摧残。德安县“左派”县长严泽清勾结土豪劣绅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德安县委委员杨丕显和共产党员金文涛、陈正田等60余人被捕，杨丕显、金文涛、陈正田惨遭杀害。武宁右派县长张沃下令关闭城门，包围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和中共武宁支部书记朱美厚等人住宅，逮捕朱美厚和共产党员方谊修、方白强、李士毅、张建华，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朱美厚、李士毅、方谊修杀害。永修胡祖顺、熊林、徐自杰、淦克癸、淦克才、毛锦春等十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他各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团体负责人也遭到通缉，永修县委书记王环心，德安县委书记杨超，都昌县委书记刘越，星子支部成员卢英魂等在通缉之首。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捉拿杨超的悬赏银洋高达1000元，都昌县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共33人。共产党员有的躲藏外逃，有的家遭查抄，一贫如洗。
赣北党组织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作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中坚骨干和领导核心，斗争经验不足，对汪精卫公开“分共”、国共分裂后的严重局势缺乏思想准备，没有利用叶、贺部队暂驻九江的有利时机，进行有组织的退却，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没有及时疏散转移，以致造成巨大的损失，给赣北特别是九江市区的革命斗争带来很大困难。除九江市委，德安、永修县委，修水、星子支部尚在坚持斗争外，其他各县党的组织或停顿，或解体，陷入混乱。党的骨干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或逃亡他乡改名换姓继续做党的工作；一些不坚定者很快暴露懦弱本质，自首变节，在报纸上登载脱离共产党员的启事、声明；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大浪淘沙，清浊分流，真正的革命者在黑暗中坚持斗争。
工会、农民协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取缔，资本家和地主豪绅大肆进行反攻倒算。九江久兴纱厂厂主不仅取消工会原来争得的一切权利，而且实行一套摧残工人的制度。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不准工人坐凳，吃饭不准停机，否则就被开除出厂。裕生火柴厂厂主对工人的压榨更厉害，专招女童工，发很少的工资，进出厂搜身。南浔铁路工人必须有五人联环保结，否则开除。商铺店员的工资很低，不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水平。在农村，豪绅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减租减息被废止，地租增加一倍，利率由年利25%增至30-50%。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不少人家流离失所。
大革命失败，“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人民群众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之下。
二、革命重心转入农村
国民党反动派在九江城区大搜捕以后，接着清查户口，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大街小巷布满便衣特务，监视人们的言行，随时拘捕可疑的人。由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工头操纵的黄色工会，采取拉拢、收买、欺骗的手段，分化、瓦解工人队伍。城区党的组织和革命势力受严重摧残，革命的重心不得不转入农村。
1927年7月26日，中共九江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始作撤退的部署。市委书记袁玉冰，组织部长林修杰转到星子农村，市委宣传部长温眷血，工人部长彭江，农民部长吴九思等暂时留在市区坚持斗争。林修杰与九江总工会组织部长沈建华等四人先行转去星子，隐蔽在白鹿洞书院。袁玉冰得知道中央将召开重要会议，拟了解中央新的精神以后再与林修杰会合。8月2日，袁玉冰把在市委农民部工作的原星子县党支部成员黄石子叫到房间，要他立即赶赴汉口将一箱重要物品交给中央。黄石子完成任务后于5日返回九江，袁玉冰正准备转移，他要黄马上赶回星子转告党员干部尽快转入农村。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德安县委书记杨超与县委委员何奎光、甘霖沛、扶国权等，在永丰桥、何家畈、夏家铺、彭山一带活动。他们在夏家铺召开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杨超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和德安县长严泽清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罪状，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坚持不懈地斗争。这次大会起到了安定民心，鼓舞斗志的作用。永丰桥党支部书记杨济川根据县委决定，以九里、永丰两个支部的党员为骨干，吸收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参加，组成一支30人的农民武装。杨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保卫工农，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并将这支武装定名为德安农军，指定杨济川为负责人。德安农军有长枪7支、土铳10余支，还有大刀、梭镖等武器。农军成立后，在永丰、木环垄等地活动，两次打退国民党德安县警备队的进犯。
永修县委机关由县城迁往县委委员淦克群家——九合廖坊河头淦村，在农民中开展宣传活动。
都昌县委虽然解体，但成员转到余干、景德镇、鄱阳等地，改名换姓做党的工作；革命基础较好的汪家墩茅垄等村党支部，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
第二节贯彻八七会议组织秋收暴动
一、星子暴动
在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决定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8月下旬江西省委收到八七会议有关文件后，根据本省实际制定《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和《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两个文件，并于9月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部署传达到赣北、赣东北、赣南等地。省委在秋暴计划中明确指出：“在过去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份，如星子、德安、永修”……“须进行部分的骚扰捕杀豪绅反动派，抢夺政府或反动派枪支，暗杀官吏及反动的党部或各团体负责人。总之，在这些县份虽不能作夺取县政权的总暴动，但我们必须举行零碎的前仆后继，彼伏此起的暴动”。以后省委又决定全省西以万安、北以星子、东北以鄱阳、东以临川为暴动的中心。
9月中旬，市委书记袁玉冰陪同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宛希俨到星子白鹿洞书院与林修杰、沈建华、黄老门党支部书记徐上达（徐被安排到叶挺部队，因未赶上起义部队返回时遇见林修杰）等会合，把星子县党员干部黄石子、卢英瑰、欧阳春、干剑、黄益毅等召集在一起，向他们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对暴动的部署。大家认为，星子是暴动的理想地区，它孤城一座，偏隅一方，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薄弱（没有正规军），敌增援一时难以赶到，暴动成功的把握较大。于是大家分头行动：徐上达回九江县马楚区，将原有的自卫队和革命积极分子30余人、7支步枪和一部分土枪组成武装暴动先锋队，集中到沈家港短期训练；黄石子、卢英瑰、干剑、欧阳春、黄益毅等星子党员干部分别到五里、河村、阮家牌等乡村发动群众，准备土枪、梭镖、大刀，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林修杰、沈建华来往于星子县和九江县，督促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9月底暴动准备工作就绪，将暴动时间定于10月3日晚上。
10月2日晚，林修杰、沈建华、徐上达率领九江县马楚区暴动先锋队30余人，与星子县组织的阮家牌等地革命群众300余人，集中在白鹿洞附近李中福家。林修杰对参加暴动人员进行战前动员，宣布由林修杰任总指挥，徐上达为前敌指挥，暴动指挥部设在五里牌。具体行动计划是：先攻破城门，暴动队伍进城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尔后进攻县政府，夺取敌人武器占领县城，建立工农政权。为确保暴动成功，事前由徐上达、黄益毅到县城和小西门外侦察监狱情况和入城道路。
10月3日晚，徐上达、沈建华率领暴动队伍从下阮家牌出发，经毛家垄、张家坂、艾家洲向县城小西门挺进。星子县党员干部分路集中到东门口魏旭东家楼上，由卢英瑰带领20余名暴动队员埋伏在监狱附近接应。4日凌晨3时，徐上达、沈建华率领7名武装暴动人员，从小西门附近城墙缺口爬进县城，扭开城门铁锁，把暴动队伍放进城，直奔监狱。埋伏在城里的卢英瑰一队人也冲向监狱。暴动队伍用大树桩撞开铁门，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多人。暴动队伍又潮水般地向县衙冲去，撞开大门，一涌而入。国民党县保安队不敢应战，慌忙挟着县长赵贺和其他官吏从南门乘小船逃往九江。那些平日为非作歹的军警爪牙、豪绅地主，听到枪声个个犹如丧家之犬，跑的跑，藏的藏，争相逃命。暴动群众将县衙砸个稀烂，公文信件付之一炬。暴动队伍占领整个县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时近中午，林修杰、徐上达考虑到暴动队伍枪支少，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很难抵挡敌人的反扑，决定撤离星子县城。参加暴动的农民分散回家，林修杰、沈建华、徐上达率领暴动队伍返回九江县马楚区沈家港。
星子暴动是九江市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部署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行动，尽管它的规模很小，目的不很明确，没有缴到什么武器，但影响很大。它象平地一声惊雷，震动了赣北乃至全省。暴动使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还在，革命还有希望，增强了革命的信心；使敌人产生恐惧心理，两年后国民党星子县政府、县党部还上书蒋介石，要求通缉“劫狱犯”黄石子、干剑、欧阳春等，“以绝根株”，“而清匪患”。
二、德安铁石山暴动
1927年9月上旬，中共德安县委书记杨超收到省委派专人送去的秋暴计划，在永丰桥召开县委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农军、农民攻打县城，他们先派县委农民部长何奎光进城侦察敌情。何奎光侨装绅士模样，只身进入县城。打探到县城只有少数警卫队，便出城转往永丰同杨超、郭家彬、甘霖沛、杨济川等商量，决定集中中正、两源、彭山、山万、永丰、黄女甬、丰林和东乡农民协会的农民攻打县城，对集中地点、进军路线作了具体部署，派出交通分头通知。
9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德安农军30余人先到达集中地乌石门。接着各地参加暴动的农民头扎黄荆条（暴动队伍的标记），扛着梭镖、土铳，握着大刀、长矛，有的以锄头、冲镐当武器，陆续到达乌石门。何奎光作了简短的动员和部署后出发。农军走在前头，武装农民随后，400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县城，上午十时左右到达城郊。
农民一靠近县城，就对准守城的警备队开枪射击，看守大西门的警备队士兵向城里溃退。警备队遭到袭击，大声喊叫共产党来了，夺路而逃。另一路进攻北门的农军也将北门攻破。第三路直奔德安火车站，控制车站防止敌人坐车逃跑。在街上反抗的十多名警备队全被农军俘虏缴械，暴动农民将国民党德安县政府围得水泄不通，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严泽清，反对县政府逮捕农民，反对政府解散农民协会等口号，口号声喊杀声响彻县城上空。
警卫队数十人龟缩在县公署，紧紧地堵住大门，保护县长严泽清，等待援兵。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闻讯，立即派一个连赶去镇压，100多个士兵刚到火车站，被暴动大军层层包围，打得狼狈败退。下午敌人又派重兵，暴动队伍为了免遭损失，保存实力，全部撤出县城。
第二天，农军和农民又在县城东北铁路两侧和后田一带集结，准备再打县城。上午暴动队伍从后田垄进发，遭北门城楼上国民党军队阻击，队伍不能前进，退到青山脚下。第三天农军派人进城侦察，发现国民党援军没有撤走，相持三天不得战机，农民返回原地，农军仍回铁石山。这次农民暴动攻打德安县城，夺取快枪十多支，鼓舞和振奋了人民群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9月16日，土豪劣绅聂锡光、董立恒率领反动民团和被协迫的群众近400人进攻铁石山，妄图消灭农军。铁石山在县城西20公里，树密林深，地势复杂。何奎光和农军负责人杨济川、汪宗周得知民团攻山的消息，部署农军分守在山口险要地段，以石块为武器，居高临下，严阵以待。敌人冲上半山，农军推动石块往下滚，躲避不及的敌人均被砸伤，未受伤的也被农军打退。在一天半的时间里，打退敌人四次进攻。何奎光、杨济川看到敌人士气已衰，集中队伍转守为攻。一声号令冲下山去，聂锡光、董立恒首先逃命，反动民团无主自乱，丢下武器四散奔逃。农军取得胜利，粉碎了豪绅地主的武装进攻。
农军的胜利引起敌人的恐慌，县长严泽清和土豪劣绅郭守贞、袁子辉、燕北平等联名向朱培德求援。9月中旬末，国民党一个营到德安“清剿”，配合警卫队大举进攻铁石山农军，把铁石山及相连的山丘团团围住。何奎光、杨济川认为敌人兵力强大武器好，不能硬拼，夜晚乘敌不备分两路秘密突围，一路经新田坂进入上西乡山区石门陈村，另一路进入中正堡山湾土头垄。敌人发现包围了一座空山，败兴撤回县城。德安农军转到上西乡后，与共产党员杨传柏、黄继美的农民武装合在一起，继续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队进攻铁石山没有占到便宜仍不死心，在严泽清的策划下，8月21日由地主豪绅郭铁仙、周卓带领国民党军窜上彭山“清剿”，企图捕捉县委青年部长甘霖沛，甘霖沛已从彭山撤离到东乡晏家冲一带。敌人于是捣毁农民协会，抢劫民财，抓鸡杀猪，焚烧房屋，折腾两天两夜才下山。
第三节修水秋收暴动
一、警卫团、义勇队辗转修水
192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湘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修水秋收暴动成为湘赣边秋收暴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8月1日凌晨，驻武汉的警卫团收到南昌前委的电报，电报命令警卫团立即赶赴南昌参加起义；接着又收到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电报，命令警卫团迅速赶到九江待命。警卫团原是中共协助张发奎在武昌组建的，其骨干力量是叶挺独立团的部队，另由安源工人、湘鄂赣豫陕等省工农运动的干部积极分子补充而成，团长是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卢德铭，团、营主要干部均为共产党员与黄埔军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士兵中占有很大比例。全团三个营，是中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之一。
卢德铭与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收到这两份电报，决定利用张发奎的名义，乘船东下参加南昌起义。8月2日，副团长兼辎重队长范树德从张发奎的留守处调来招商局轮船德兴号，当晚全团乘船离开武汉。3日晨抵达湖北阳新黄颡口弃船登陆，由阳新向江西武宁进发。在南昌的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根据前委的安排，派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文强赶赴永修迎接卢德铭的警卫团，结果没有联系上。警卫团7日上午到达武宁县城，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相遇。从余贲民处得知起义军8月5日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便改变由涂家埠直驱南昌的计划，8日取道靖安、奉新，以期抄近路赶上起义大军。到达奉新，侦察得知起义部队已经远去，加上天气炎热，生病官兵很多，不宜长途跋涉，警卫团决定改变行动计划。卢德铭与辛焕文、韩浚赴鄂找党中央，将部队交给一营营长、共产党员余洒度指挥，让他暂将部队拉到修水这个湘鄂赣三不管，但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待命，以求发展。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为了扩大起义的武装力量，指示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独立团，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平浏两支队伍经渣津抵达修水县城，打垮了修水反动商团武装，直驱武宁，准备从武宁经涂家埠奔南昌。义勇队在武宁因两队合编及合编后的团长问题未能统一，拖到8月5日才到涂家埠。这时南昌起义大军已全部南下，涂家埠车站也被张发奎部队占驻，平浏两支工农义勇队终因不能统一，分别开往修水、铜鼓休整。8月7日平江工农义勇队在武宁与警卫团相遇，两兵相合，开赴修水。他们攻克修水县城，赶走原黔军王天培旧部邱国轩团，活抓该部王营长，将作恶多端的王营长斩首示众。群众拍手称快，一致要求部队驻防修水，保境安民。
二、攻克封建堡垒曹家
修水西乡曹家是全县有名的封建堡垒，大土豪恶霸曹江陵、曹庆丰、曹礼成在全丰上源、下源各霸一方。曹江陵为三霸之首，他霸占西乡4000多亩水田，年收租谷1500多担；豢养家丁打手，催租逼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曹家三只老虎对农民运动极端仇视，马日事变后，趁左派的国民党全丰区党部自卫队员不在家，带领家丁打手80余人，将共产党员、区党部负责人余明典、沈木堂绑到曹氏家祠活活打死。创建国民党全丰区党部的共产党员余经邦和省委特派员丁健亚从南昌赶回修水，串连各乡农民协会负责人，于7月20日在全丰余家祠堂召开紧急会议，丁健亚、余经邦分析当前形势，号召大家“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为革命倾家荡产不要顾虑。”会后大家分头行动，组织各乡农民协会会员准备打曹家。
7月23日上午，万余农民手持梭镖、鸟铳，扛着自制的檀树炮，浩浩荡荡杀向曹家庄园。曹庆丰早有准备，雇请了80多名打手，买了5支快枪和60多支鸟铳，凭坚固守，暴动农民半天也攻打不下。曹江陵、曹礼成隔河从高塔上向农军鸣枪，支援曹庆丰。余经邦见状自知不能再战，只好下令收兵。
一打曹家失败后，丁健亚、余经邦没有气馁，8月下旬有召集全丰、沙坪、白岭、路口等地的共产党员和农运动骨干开联席会议，总结一打曹家的教训，决定重整旗鼓，二打曹家封建堡垒。丁健亚和共产党员余垂成在家动员群众，添置梭镖、马刀等武器，整顿农民自卫军；余经邦到马坳向党支部汇报情况，到县城向警卫团余洒度讨救兵。余洒度听了余经邦一打曹家的情况汇报，根据来修水后群众对曹老虎鱼肉乡民的反映，当即派三营营长、共产党员李腾芳率领全营赶赴全丰，为民除害。
曹老虎一时获胜，反动气焰格外嚣张，大吹大擂：“我曹家文不向外借笔，武不向外借枪，簸箕大的一个‘曹’字，天塌下来也压不倒我曹家。”扬言要活捉余经邦等共产党员。曹庆丰派堂弟曹万安到县城找曹氏官吏搬兵镇压全丰农民。曹万安在路上遇见李腾芳的三营，误认为是要找的军队，拦路告状，被李腾芳枪毙在渣津桥下。
8月26日天刚破晓，李腾芳率领三营抵达全丰，丁健亚等共产党员组织数千名农民配合三营作战，分左、中、右三路进攻：左路走费尔墩从曹江陵屋后面进攻，断其后路；右路走苦菜埚坳从正面攻击；中路走大路直插塔下。三路人马同时开火，终于攻破了全丰曹氏封建堡垒——曹江陵庄园，活捉未逃脱的曹庆丰的侄子曹基圣、曹颂如等9名恶霸，缴获快枪12支，鸟铳64支、檀树炮2门，马4匹。三营战士打开曹家的粮仓、库房，把粮食、布匹等物资分给贫苦农民，将契约和帐簿付之一炬。
为首的曹江陵封建堡垒被攻破，曹庆丰、曹礼成有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贫苦农民奔走相告欢庆胜利，杀猪宰羊款待警卫团战士。
三、厉兵秣马扩军备战
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修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爱戴。修水各界民众杀猪宰羊，献酒送菜慰劳战士。警卫团事务人员上街买菜，菜农把菜塞进篮里不收分文。各群众组织，各姓氏祠堂开仓捐粮以应部队急需，各界组织裁缝师傅和街坊妇女，用平江兰布为部队日夜赶制1000套军衣。渣津、马坳一带农民协会协助大力部队筹粮筹款。
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在修水人民支持下，厉兵秣马，养精蓄锐。他们与中共江西省委派来的人员取得联系，得到省委关于“保存这支部队，暂时接受朱培德改编”的指示后，召开会议共商统一大事，大家一致认为军事统一不可缓。他们与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苏先骏取得联系，将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余洒度任师长，平江工农义勇队大队长余贲民为副师长，钟文璋为参谋长。师下辖三个团：警卫团改为第一团，钟文璋兼一团团长；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苏先骏任团长，平江工农义勇队补充到一、三团。为了找到一个立足点，便于筹集军需，与朱培德达成原则协议，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受江西省国民党政府节制。这样，部队以灰色的面貌“合法”地保存下来。
余洒度派共产党员吴会治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请求指示；派共产党员宛希先带上部队花名册去南昌，由朱培德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正式收编。部队合编后在省防军的旗号下征粮收税，派夫当差，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在此期间，余洒度派出干部往湖北通城、崇阳、通山等县与农民自卫军进行联络，与崇阳县委军事部长叶重开领导的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取得了联系。8月底崇通农民自卫军向修水开拔，途经通城麦市，被夏斗寅残部包围，农军被打散。叶重开等人将冲散的农军集合在一起，共100余人，带到修水桃树港，余洒度派部队接应，进驻修水县城，编入师直特务连，由谭希林任连长，叶开重任副连长，罗荣桓任政治指导员。
第一师为扩充兵力，在修水县城和渣津等地设立招兵站，招募兵员。修水党组织积极动员城乡青年参军，在西乡农军中挑选100多名青壮年，由余经邦、丁长盛带领集体编入第一师；又从各地动员一批青壮年参军。国民党修水县政府一支20余人的法警队，通过做工作也参加了部队。一团的三个营充实了兵员，另外还扩充了一个营，师直特务连、卫生队、爆破队都有了齐全的建制。余洒度出于扩大武装的需要，收编了黔军邱国轩部，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这给以后的革命带来了隐患。
第一师一边扩军，一边整顿训练，厉兵秣马，修水城一片繁忙的练兵景象。
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在修水升起
第一师组建后，余洒度以黄埔学友身份广与外界联系。8月下旬得到湖北通城刘基宋（中共党员，黄埔二期生）转来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的计划，还得到中央军事部让他们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暴动的指示。余洒度根据中央“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的指示，决定以现有部队为基础，对外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对内实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指定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设制军旗。三个人开始左拼右凑总不达意，何长工根据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提出设计方案，在此基础上反复修改，终于设计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交嵌的镰刀斧头，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旗幅一侧的白布条上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军旗寓意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设计好军旗，余洒度在修水县山口镇（距修水县城与铜鼓县城各30公里）召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建军编师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一师的师、团军官，第一、第三团营以上军官和一团三营部分战士。会议气氛热烈，会场贴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建军编师”会标和“世界大同”等标语。会议正式决定部队对内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确定师团长的任命，“内部负责为师委会”。为了加强第三团力量，师委会调一团三营副营长、共产党员伍中豪带领部分战士到第三团，充实力量，随时准备暴动。
1927年9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发动秋收暴动分路进攻长沙的计划，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加上安源工人自卫队、矿井队和醴陵县农民自卫军分三路向长沙进军。9月5日，毛泽东赴铜鼓指挥行动。
9月8日，余洒度接到苏先骏的来信，说安源会议决定举行秋收暴动，并嘱余“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余洒度认为时间紧迫，不能迟疑，决定马上行动。9月9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及一团全体官兵，颈系红领带，臂佩红领章，高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鲜艳红旗，引吭高歌：“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浩浩荡荡奔向平江。
部队行至修口（修水以西20公里）遇见卢德铭只身返回，卢向余洒度通报了离开部队后的情况。原来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到武汉没有找到党中央，见到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向警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速回部队成立指挥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余洒度听了卢德铭的传达，当即集合部队向全体干部战士宣布：“老团长回来了，是我们的总指挥，请总指挥讲话。”卢德铭介绍了他离队后找党的经历，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接受就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总指挥。
9月10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与邱国轩四团在渣津会合，召开千人大会，向工农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秋收暴动的目的，号召工农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作殊死斗争。会后，部队镇压了从修水押来的群众最为痛恨的几个恶霸，继续向平江进发。
暴动部队向平江进军途中，师长余洒度命令一团一营和收编不久的邱国轩团为先锋。邱部在金平坪突然反戈相向，使一团一营遭受惨重损失。一团一营受挫后，师部率主力折回，经修水台庄、三溪坳到铜鼓排埠，接受毛泽东指示到文家市会师，后上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