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在九江酝酿南昌起义
第一节中共领导人云集九江
一、国民党中央驻九江办事处的建立
1927年6月中旬，根据日益恶化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连日开会讨论对策，一度准备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打算在力量调集后，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前去指挥，并派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但中央许多人的态度是动摇的，而且鲍罗廷、彭述之等人又以‘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为借口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终于被取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7-198页6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张发奎统领的第二方面军共三个军，即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和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是武汉国民政府属下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除贺龙的第二十军接近共产党外，还有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7月11日，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部队的前锋向九江开拔，蔡廷锴的第十师归叶挺指挥跟进。随后贺龙的第二十军，黄琪翔的第四军也陆续向九江开拔。此时，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比较好，有放弃“东征讨蒋”计划，联合共产党打回广东的意向。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取消后的善后问题和“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问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九江，从安全角度考虑，“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这一决定虽未实行，但足以说明中央对九江的重视。接着，中央召开党员军事干部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作报告，说明中央假“东征讨蒋”，实“依张回粤”的计划，要到会的叶挺等人认真执行。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担负起在严重危机下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7月13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开始改变党的政策，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被汪精卫解除武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的鲍罗廷，在改组中共中央，审查由瞿秋白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以后，于13日晚偕瞿秋白离开武汉赴九江，14日下午上庐山，两人进一步商讨转变政策的具体问题。
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会议，确定“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15日晚，中共中央在武昌啸楼巷2号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驻地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代表临时中常委作当前形势的报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作撤退的部署，准备第一步撤到南昌，要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吴玉章，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立即赶赴九江，“成立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吴玉章回忆录》151页（1978年11月）江西早期共产党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委邓鹤鸣被派往九江，协助吴玉章、林伯渠工作。邓鹤鸣是6月5日被朱培德“礼送”到武汉的。
7月16日，吴玉章、林伯渠、邓鹤鸣搭乘第四军特务营的差船抵达九江，同行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中共党团书记谭平山。谭平山也是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政部长，这次以农政调查团的名义来九江。在中共九江市委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安排下，吴玉章、林伯渠在审判厅（今浔阳区政府址）设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此时中共仍打国民党的旗号，以维护同国民党革命分子合作的局面）。审判厅是高级官员、将领下榻之处，居住条件较好，邓鹤鸣为中共领导人专门安排了一幢房，以便开展工作。
到7月29日吴玉章、林伯渠离开九江去南昌，中央办事处在九江仅存在十几天时间，期间接待了中共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彭泽民、张曙时等。由于来的人太多，有一部分便转住九江大旅社，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九江外交专员兼九江海关监督林祖烈也全力投入接待工作。
中共领导人和叶、贺部队的到来，给了九江人民很大鼓舞。中共九江市委、国民党九江市、县党部、九江总工会、商民协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和驻军生活安排。市区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街头巷尾不时传来套用打倒列强曲谱填写的新歌：“蒋逆介石，蒋逆介石，新军阀，新军阀，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团结起来，打倒他！打倒他！”处处弥漫着“东征讨蒋”的气氛。为了配合中央“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回粤徐图发展”这一战略行动，中共九江市委加紧宣传工作，擦亮人们的眼睛。市委书记袁玉冰为《国民新闻》写文章，揭露汪精卫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以及“东征讨蒋”的真正用心。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应约为《国民新闻》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他，揭穿他背叛革命的阴谋”。高罕语《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在九江街上贴满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反对无意义的讨蒋战争等标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二、中共领导人云集九江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国内形势日益恶化，湖南发生马日事变，江西朱培德、河南冯玉祥也“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各地站不住脚的中共干部汇集武汉。由于武汉地区的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必须迅速转移。那些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党员干部，大部分先到九江，再转赴南昌。
7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没有确定在南昌起义，仍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但是强调“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1927年）所以，7月20日以前到达九江的中共领导人，是特定工作需要，与南昌起义没有直接关系。
其一，取道九江上庐山。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副委员长刘少奇，经中央批准于7月10日到达九江上庐山养病；临时中央常委张太雷17日上庐山，向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鲍罗廷通报汪精卫公开“分共”和中央紧急会议情况。
其二，加强中共对第二方面军的武装领导。19日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中央委员兼秘书长邓中夏，中央委员贺昌，中央军委聂荣臻、颜昌颐到达九江。李立三、邓中夏是第二方面军中共武装的政治领导，决策重大军事行动；聂荣臻、贺昌、颜昌颐是周恩来指定的前敌军委成员，聂荣臻为书记，协助叶挺负责对中共武装的指挥，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其三，途经九江。中央改组江西省委，新任省委书记汪泽楷，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宛希俨，军事部长包惠僧（后因工作变动未到任），7月中旬从武汉取道九江去南昌赴任。驻赣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受周恩来的委派19日从武汉到九江，21日转赴南昌。
其四，是随军来九江的党员军事干部叶挺、张云逸、李硕勋、周士第、许继慎、徐光英、范孟声等。
7月20日起，开始在九江酝酿南昌起义，到达九江的中共领导人和党员干部越来越多。先后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原武汉国民党中央劳工部长苏兆征，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委会秘书长彭湃，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湖南省委书记夏曦，中央委员、湖南省委委员易礼容，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省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郭亮，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湖北省党部省政府常委董必武（董从九江直赴上海，未去南昌），黄埔军校教官、武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韩麟符，中央委员、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负责人、第二方面军总参谋长恽代英，临时中央常委、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临时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张国焘等。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员干部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还有尚未加入共产党但在酝酿南昌起义中起了很大作用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以及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南昌起义后加入共产党）。
到达九江的各省市党员干部有：湖南徐特立（后任二十军三师党代表）、方维夏（后任二十军一师党代表）、邹敬芳，四川李嘉仲，东北陈日新（中共南满地委书记），哈尔滨穆景周（哈尔滨日报社长），山西王一德，顺直孟湘鉴、王积衡，福建蔡鸿乾，甘肃李森，新疆张开运，安徽朱蕴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常委）、黄灵彪、陈汉章，上海丁晓先，绥远张觉民，浙江王贯三，广东沈寿桢，广西黄日葵、陈居尘，湖北陈荫林（湖北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等。至此，组织南昌起义的党政军领导班子已基本就绪。
从1927年7月中旬开始，在九江准备、酝酿、决定南昌起义时，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五届中央委员会4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6人到了九江；10名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有7人到了九江；临时中央常委5人除李维汉外，都先后到了九江。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醒悟过来，已经认识到独立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中共领导人关心九江革命斗争，注意对九江党员干部教育。7月14日瞿秋白到九江后，利用上庐山前的空隙时间，“向九江党员干部作关于彭述之主义危害的报告，帮助大家提高认识，摆脱党内右倾错误的影响。”王经《回忆九江、永修的党组织情况》（1986年10月26日）25日，中共九江市委在儒励女中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林伯渠在会上作形势报告，阐述国共分裂的危急形势，肯定九江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斗争精神，强调讲究斗争方法，最后关心地说：“你们的处境很危险，最好跟着我们一道走。”随后有些党员干部安排在叶挺的第二十四师随军南下。同一天到九江的周恩来召集市委负责人谈话，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和共产党将要领导武装起义，但九江不是作战的地方，指出九江形势会很快逆转，要作好撤退的部署。
第二节南昌起义的决定阶段
一、九江“谈话会”首次提出南昌起义
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后，竭力煽动张发奎在第二方面军“分共”，消灭中共在军队的力量。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各军，取缔共产党。张发奎态度动摇，形势非常危急。7月20日，在九江的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五人，由林祖烈安排，在九江英租界海关召开会议，“谈话会”由谭平山主持。到会人员认真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群众。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的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不满，有在第二方面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铜鼓、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时期”。李立山《“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基于这种形势，大家感到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之号召农民运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因此，大家认为，共产党“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反对武汉政府。”李立山《“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会议最后决定，在军事上部队要“赶快集中南昌”，并运动二十军一致行动，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李立山《“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上述问题取得一致，即将意见报告中央，同时加紧进行准备工作。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它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南昌举行起义的问题。
南昌起义关系到党和军队的命运及中国革命的前途，不能有半点马虎。21日，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向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汇报“谈话会”关于集合叶、贺部队在南昌起义的问题，得到鲍、瞿、张的赞同。22日，瞿秋白把“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带回武汉，提请中央从速决定，一同下山的有邓中夏。瞿秋白、邓中夏走后，鲍罗廷与李立三、张太雷请聂荣臻、林伯渠上山，在仙岩客寓召开会议（庐山会议），了解部队情况和起义准备，继续讨论南昌起义问题。22日傍晚，张太雷、聂荣臻、林伯渠下山，张太雷把与鲍罗廷、李立三、聂荣臻等研究的意见带回武汉。
南昌起义能否举行，除了等待中央的指示外，还要观看贺龙的态度，如果二十军不参加，起义不能举行。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这时贺龙的第二十军全部集结九江，军部扎在塔公祠（今柴桑小学址）。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受共产党的影响，多次向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贺龙一到九江，谭平山就做贺的工作，“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周逸群《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进见贺龙的有东北代表陈日新，天津代表韩麟符，哈尔滨代表穆景周，山西代表王一德，安徽代表朱蕴山，四川代表李嘉仲，江西代表邓鹤鸣等。贺龙还在驻地接见了九江工农代表。
二、第二次九江会议制定起义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
7月23日，恽代英与黄琪翔、高语罕、廖乾吾同抵九江，恽是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和李立三、邓小夏、叶挺、聂荣臻等一道“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的。恽代英抵达九江后，由于形势更加危急，很快就和邓中夏、谭平山两人电告在庐山的李立三回九江开会。
7月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三、恽代英四人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当时的形势和南昌起义问题。鉴于形势更加危急，“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第二方面军之共产党。同时，贺龙已明确表示参加南昌暴动，因此会议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李立山《“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会上为起义制定政治纲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的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和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的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发表宣言，由恽代英着手起草《中央委员宣言》。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的政治纲领，发起时间，军事部署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
7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李立三等人的报告，作出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并任命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南昌主持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和陈赓赶赴九江，向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传达中央决定，李立三向周恩来报告第二次九江会议情况和准备工作，周恩来表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李立山《“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至于第二次九江会议对土地纲领出现的分歧，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意见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为政纲”。李立山《“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从而统一了认识，由邓中夏回武汉将南昌起义的详细计划报告中央。
7月26日，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彭湃、陈赓等上庐山，27日从牯岭步行下山到德安，由德安坐火车到南昌。当天成立前敌委员会，前委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由于时间仓促，军事准备来不及，前委把起义的时间推退到30日晚。
周恩来离开九江前向聂荣臻、颜昌颐交待，设法把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到九江的后续部队和零星人员。“由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不倾向革命，该师不能过早行动，因此约定，南昌一起义，立即放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聂荣臻回忆录.南昌起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周恩来走后，聂荣臻赶往驻马回岭的二十五师，与张云逸、周士第研究部署起义准备工作，颜昌颐留在九江接应后续部队和零星人员。
三、小划子会议确定军事行动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秉承汪精卫的旨意，百般拉拢贺龙，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和避暑；黄琪翔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要贺龙的第二十军集中德安。汪精卫预计29日召集在九江地区的国民革命军总指挥和军师长到庐山开会，以研究东征讨蒋为名，实际为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作准备。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军长黄琪翔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毫不犹豫地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和贺龙。
7月24日，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五人，在城区甘棠湖中一条小划子（小船）上，以游湖作掩护召开紧急会议。叶剑英首先报告汪精卫准备召开庐山会议的阴谋，然后大家讨论军事行动。最后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贺、叶不去庐山开会；第二，不执行张发奎将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而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叶挺的队伍明天开，贺龙的队伍后天开，贺龙的车皮先让给叶挺。7月25日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由九江坐火车向南昌开拔，26日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也乘火车到达南昌，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小划子会议虽然简短，但它识破了汪精卫的阴谋，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为南昌起义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起义前的斗争
7月26日，邓中夏从九江返回武汉，向中央汇报南昌起义总体计划。同时，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指示。当天下午四时，中央就南昌起义再次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来电内容：一是不许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起义，二是如起义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行起义，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罗明那兹要中央派一得力同志立即去前方送信，大家推定张国焘负担这一任务。张国焘27日晨到达九江，这时中共领导人多数去了南昌，张国焘把尚未离开九江的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夏曦等人召集起来开会，以传达26日中央会议精神为名，企图阻止南昌起义。他要到会人员讨论表态，“贺、高、廖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1927年11月8日）张国焘的目的落空。29日，张国焘接连向在南昌的前委发两封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再决定。30日晨，张国焘抵达南昌，片面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张国焘引起的争论耽误了时间，给南昌起义增加了困难。
除了内部阻力，外部敌对势力也千方百计破坏南昌起义。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对共产党的动向有所察觉，派驻赣滇军炸毁涂家埠铁桥。7月26日下午贺龙率第二十军乘专列开赴南昌，行至涂家埠无法通过。当得知贺龙要去南昌，涂家埠的铁路工人、锯木工人和其他行业工人100多人，与部队一道连夜抢修，从晚上九时干到27日凌晨四时。铁桥修好，当天上午专列顺利抵达南昌。
7月29日，汪精卫上庐山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二十五师长李汉魂，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黄实，第三军军长王均，第九军军长兼九江卫戍司令金汉鼎等。会上决定在第二方面军实行“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张发奎电告贺、叶，但贺、叶对此不予理睬。当天傍晚，参加会议的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下山，把会议情况告诉高语罕和廖乾吾，说张发奎靠不住。高语罕、廖乾吾与在浔的中共领导人商量，决定脱离第二方面军与第四军，于30日搭二十九团的军车赴南昌参加起义。
7月30日、31日，汪精卫继续在庐山开会，张发奎感到南昌有异，于31日上午又给贺、叶发电报：张“准一日到南昌”。8月1日晨，张发奎知道南昌有变，担心驻马回岭一带第二十五师的命运，中午与师长李汉魂带领卫队营从九江坐火车赶去，企图阻止第二十五师赴南昌起义，行至德安万家垄、邹家垄，担任起义部队后卫的七十三团一营猛烈阻击，张发奎、李汉魂弃车逃回九江，张的卫队营被包围缴械。8月4日上午，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原武汉中央军政学校）2000余人从武汉乘船抵达九江，名为“东征讨蒋”归张发奎指挥，实则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参加南昌起义。未等船靠岸，张发奎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步上岸集合。隐蔽在教导团中的中共党委书记陈毅看到形势严峻，上岸后召集共产党员秘密开会，提出三条应对措施：一是暴露身份的连夜出发到南昌，与叶、贺会合；二是有条件的分散回家，搞农民运动；三是未暴露身份的留下来，隐蔽待机。当晚陈毅与特务连长、共产党员肖劲步行到姑塘，再坐小火轮到南昌，追赶起义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