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第一节蒋介石制造“三一七”惨案
一、争夺领导权的激烈较量
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混进革命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反革命活动。早在北伐战争之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就阴谋制造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中他们反对、仇视、压迫工农运动，极力限制革命发展，破坏革命的丑恶面目日益暴露出来，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
北伐军攻克九江后，九江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里，共产党员担任九江县县长。这一切，使九江成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重要基地的希望化为泡影。蒋介石几次带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AB团头目段锡朋，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从南昌窜到九江，授意九江国民党右派头目李鸿翥、高伯围、王若渊等组织国民党九江县党部，来对抗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指使驻防九江的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扶持右派势力。由国民党右派组建的国民党九江县党部，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唱对台戏，企图篡夺九江人民革命的领导权。他们首先从争夺农民运动领导权开始，到处散布谣言，挑拨市党部与广大农民的关系，说什么“市党部只能领导城区工作，乡村工作应由县党部领导”，禁止区党部挂“九江市××区党部”的牌子，而代之以“九江县××区党部”。
中共九江地委认真贯彻中央精神，以革命大局为重，一方面警惕县党部的破坏阴谋，另一方面尽量与之合作完成革命事业。但是，代表封建地主豪绅利益的县党部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本质。1927年2月，市党部召开九江县农民代表大会，研究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和民主选举县农民协会的组成人员。国民党右派认为机会已到，采取各种欺骗手段，企图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右派代表李鸿翥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参加会议，企图操纵会议。李鸿翥在会上讲：“农民穷，就是因为不识字。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就是为了学文化，学了文化再学三民主义，然后才能搞革命工作”，企图篡改农民运动的方向，进而篡夺农民协会的领导权。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曾延生也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穷，穷根就是受剥削，受压迫，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挖掉穷根，才能翻身解放，才有学文化的条件。”痛斥李鸿翥的无耻谰言，警醒大家上当受骗，防止扒手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曾延生的演说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一些受右派欺骗在政治上表现模糊的代表觉悟过来了。代表们纷纷发言，严厉斥责右派的阴谋。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的九江县农民协会，粉碎了右派的阴谋，端正了农民运动方向。
九江县党部的欺骗阴谋失败后，继续制造谣言，说“市党部只管工人，不管农民”，“市党部要取消农民协会”，欺骗农民组织“九十三号代表团”到九江城请愿。市总工会和市党部组织工人和市民，举着“欢迎农民，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农民协会”等大幅横幔到郊区迎接农民进城；在街头巷尾悬挂横幔，张贴标语，对受骗农民热情招待；召开联欢大会，耐心作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受欺骗的农民看清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非常气愤，纷纷自行返回，将有县党部字样的牌子摘下，重新挂上有市党部字样的区党部牌子。此后，区党部请示报告工作都与市党部发生联系，县党部完全陷于孤立，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九江市党部在争夺领导权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二、蒋介石制造“三一七“惨案
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势力日益强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越来越恐慌，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支持和帮助下叛变革命，对工农革命实行镇压和屠杀。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其党羽捣毁赣州总工会，残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介石指使段锡朋解散左派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查封省学联。蒋介石派自己的卫队长温建刚和陈群、杨虎来九江，与九江县党部策划反革命阴谋。他们决定利用纪念“三一八”（反对段祺瑞枪杀北京爱国学生的纪念日）的名义，欺骗农民进城，组织流氓打手向革命的市党部进攻，并派视察员住在县党部内，直接策划指挥反革命事宜。
3月16日，蒋介石从南昌到达九江，接见国民党九江县党部右派头目，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17日，县党部的右派头目王若渊、瞿非墨、胡巨人、高伯韩分头下乡欺骗农民：“蒋总司令欢迎农民上街，每人发现洋两元”，组织九江县大桥、沙河、港口和江北等地数百名农民涌进城里，举行游行示威。地主豪绅，青洪帮和流氓地痞带着凶器，混在农民当中，将市党部层层围住。市党部常务委员严燕僧，九江团地委书记吴季冰等人出面作说服解释工作，农民知道受骗，纷纷退出市党部。王若渊眼看阴谋又将破产，于是率领流氓蜂拥而入，大打出手，吴季冰当即受伤。工人纠察队员奋起抵抗掩护市党部工作人员从后面撤退，因寡不敌众，死伤数人，工人纠察队裕生火柴厂分队长，共产党员曹炳元英勇奋战，惨遭暴徒杀戮。暴徒打进市党部后大肆破坏，将礼堂的桌椅、门窗板壁砸得稀烂，文件书籍全被焚毁，孙中山遗像撕成碎片任意践踏，市党部被掠夺一空。接着，暴徒们又围攻市总工会，捣毁办公设施。
市党部和总工会被砸，全城工人和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中共九江地委采取紧急措施，调集全市工人纠察队包围全城，向暴徒进行反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也派出军队协助镇压，反动分子纷纷逃窜，工人纠察队逮捕暴乱分子50多人。
蒋介石见工人纠察队的力量如此强大，十分恼怒，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假面孔，派他的卫队以保护为名弹压工人，占领市党部和总工会；并派军警从工人纠察队手中要去暴徒，大设筵席犒赏，傍晚护送暴徒出城。蒋介石这一公开的反革命行动，激起全市广大工农群众及革命人士的极大愤恨，纷纷表示抗议。工人们要求“三一八”总罢工，后来又选出代表向总部请愿，总算把六位打得半死的同志搭救回来。蒋介石当晚任命第六军留守唐蟒为戒严司令官，命令实行戒严，禁止和镇压群众反抗，宣布假若“三一八”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
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三一七”惨案，“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之所谓赴前线督师作战就是督流氓地痞之师来和我民众作战！赣州、南昌、九江的事变都是出于他们的指使。”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接着蒋介石又在安庆、南京等地炮制了同样的暴行，所有这些，都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前奏。
“三一七”惨案发生后，中共九江地委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根据群众的要求，一方面派代表赴武汉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控告蒋介石的暴行；另一方面加强工人纠察队，改组国民党九江县党部，逮捕暴乱分子。4月4日，市党部、总工会和市农民协会领导工人纠察大队和革命群众分四路包围九江县党部，以革命手段捣毁反动巢穴，逮捕了直接参与“三一七”惨案的首犯王若渊、瞿非墨、陈文豪、刘伯勋等人，改组了国民党九江县党部，由共产党员戴振球任常委。由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妇联，商协等组织选派代表，组成九江人民裁判委员会，推举共产党员王子平为委员长，负责对“三一七”惨案首犯的审判处理工作。5月5日，在纪念马克思诞生一○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上，裁判委员会主持对“三一七”暴乱分子进行公审。裁判委员会报告惨案发生的经过和暴乱首犯的罪恶，农民代表揭露暴乱的阴谋行径和受骗经过。最后，王子平宣读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的判决书，判处王若渊、瞿飞墨、陈文豪、刘伯勋、张浩如、凌老五等六个首犯死刑，当即执行枪决；判处大土豪廖洛宽有期徒刑六年。到会群众热烈鼓掌，全市人民拍手称快。
土豪劣绅高伯韩等死心塌地，不甘心失败，在港口纠集恶霸地主，流氓地痞三四百人，带着刀矛等凶器从小路进城，企图对市党部和革命势力进行第二次进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从农民协会获得消息，由总工会工人纠察大队大队长何瑞庭带领纠察队员出城迎头堵击，打得暴徒四处逃窜，狼狈不堪。工人纠察队在农民的协助下，一直追到土豪劣绅的住地，查封他们的房产。高伯韩、许德媛、黄昌年、任英华等右派头目，害怕受到人民惩罚，潜逃外地躲藏起来，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第二节四一二政变反动派向革命势力猖狂进攻
一、群情激愤的“倒蒋”运动
“三一七”惨案之后蒋介石从九江沿江东下，又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于3月下旬到达上海。在上海他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及帮会流氓勾结一气，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抗。九江的反革命势力乘机公开活动，提出“反对赤色恐怖”，“反对跨党分子”，“拥护蒋总司令”等反动口号，到处散布谣言，制造紧张空气。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中共九江地委在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分析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本质及其阴谋，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打倒蒋介石，打击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会后很快掀起反对蒋介石的宣传活动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高潮，打倒蒋介石的标语在大街小巷无处不见。
4月25日，九江市党部主持在大校场举行九江各界群众数万人参加的反蒋大会，会场极为庄严，主席台前贴有“革命者请进来，反革命滚出去”的标语。会上，各团体各阶层代表纷纷发言，一致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大量散发郭沫若揭露蒋介石惨杀革命力量的小册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赣北广大农村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蒋斗争。农民拿着锄头，举着扁担，捣毁反革命活动场所，九江县发起对右派县党部组织的“九十三乡代表”的斗争，吓得反革命分子四处逃匿。此期间，农民捉拿地主豪绅一百多人，有十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被农民判处死刑。不少土豪劣绅，反革命分子抛弃家产逃往南京，打着所谓“九江各团体代表请愿团”的旗号，向蒋介石政府乞求救命。
5月1日，中共德安县（部）委组织近三千人参加的五一纪念大会，号召全县民众团结起来与蒋介石进行斗争。6月，县（部）委印制传单，发布声讨宣言，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江西省省长朱培德的反共面目。
1927年3月中旬，蒋介石的党羽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的消息传到都昌，都昌总工会在县城召开追悼会，汪家墩等乡的农民协会举行几百人的追悼会，痛斥杀害陈赞贤的反革命罪行，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警惕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都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更是义愤填膺。5月1日，中共都昌地委在县城广场召开万人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向全国发出通电：“蒋逆介石，自旧3月20日事变以来，背叛党国之事实，层见迭出。最近勾结帝国主义走狗之奉鲁军阀，以围缴上海工人枪械，屠杀戳自民众，在孙吴军阀尚不敢为之事，不图自命为总理信徒与人民拥护之总司令，充甘如此，言之痛心，令人发指！本会于‘五一’纪念大会中，全体决议，除电中央军事委员会严拿惩办外，谨率都邑40万民众，枕戈待旦，誓灭此僚。庶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再无此等反动分子，则党国幸甚。”通电全文反映了都昌人民反蒋到底的决心。
二、永修艾城、柘林惨案
1927年4月中旬，永修潜逃在外作恶多端的匪首彭立生被抓获，按照中共永修地委的意见，应予以处决，可是永修国民党右派县长卢翰却故意拖延审判，与彭立生老婆暗传消息，串通大豪绅吴廷桂兄弟，纠集80多个土匪，于4月14日深夜武装劫狱。15日晨又追围了国民党永修县党部驻地——艾城城隍庙。庙内除中共永修地委书记王环心、地委组织部长与国民党永修县党部宣传部长张朝燮等几名负责人外，只有八名农民自卫军武装，形势十分危急。为了突围求援，张朝燮奋不顾身从侧门冲出，被土匪发现，乱枪齐发，不幸中弹牺牲。
4月17日，王环心主持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张朝燮烈士殉难追悼大会。次日，永修农民自卫军包围永修县政府，解除了右派县长卢翰的武装，将他赶出永修，将暗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右派皮述印清除出县党部，逮捕公审，判处死刑。
匪首彭立生被救出，袭击县党部杀害张朝燮后还不罢休，又勾结大土豪吴廷桂、王福生，纠集200多个土匪，于5月18日袭击中共柘林区委驻地。区委农民自卫军顽强抵抗，激战半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弹绝无援，区委书记程世辉等48名共产党员被捕。匪徒惨无人道，将被捕的48人挖心割肉，凌迟处死。这些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彭立生、吴廷桂一手制造了震惊全省的柘林惨案。
三、国民党右派“五人团”破坏都昌革命
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到都昌，都昌国民党右派头目周新亚、吴秋阳、刘天成、邵继先、江晓初五人抱成一团，结党营私，公开破坏革命。他们与土豪劣绅有密切的关系，是县党部的少数派。周新亚作为县党部执委，参加了蒋介石亲信段锡朋在江西发展的AB团组织；刘天成是县人民自卫军副队长。6月5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发出“礼送共产党出境”的指令，刘天成趁自卫队长、共产党员刘肩三去省城开会未回之机，控制军队，紧闭城门，实行戒严。领兵冲进县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妇协，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他们将县党部执委王叔平，县农民协会常委陆余、执委严启元等逮捕毒打，并逼走国民党左派县长谢宝树，直到6月15日省政府、省党部打电报责令放人，才将他们释放。
6月14日，“五人团”召开全县国民党党员大会，宣布改组县党部，重建国民党都昌县清查委员会，周新亚为主任，其余四人为委员；将县人民自卫军改为保安队，刘天成任队长，邵继先任公安局长兼副队长；任命吴秋阳为商会会长，江晓初为财政局长，刘少韩为教育局长，周新亚兼小学校长，重新任命右派分子杨业涛为县长。他们还通缉33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制造白色恐怖。“五人团”操纵全县一切大权，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五人团”对都昌革命进行破坏的同时，还制造“四二六”惨案。1927年3月29日，都昌左里土豪劣绅陈曹操的反动武装向农民协会进攻，被汪墩农民协会自卫军和协会会员3000多人打得一败涂地，于是阴谋报复。他们在油菜收割时，造谣说农民协会帮助代售菜籽是没收农民的菜籽。4月26日，趁左里农民协会开会之机，纠集流氓、土匪，杀害左里党支部书记马逢诺、区农民自卫军指导员陈茂江和区农民协会领导共七名共产党员。
在修水，反革命分子黄聿人之流接到江西军阀朱培德捣毁修水县党部的密电，6月7日粉墨登场，趁党部和农民协会负责人赴省出席全省农代会之机，组织流氓打手袭击县党部。党部人员撤往群众基础较好的仁西西乡，在途中遭到伏击，共产党员陈志铁、杨向荣、卢守谦等牺牲，其他十多人激烈搏斗后逃出重围。反革命分子捣毁县党部、工会和农民协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有共产党员参与的区乡党部也被破坏，大地主曹庆丰纠集百余暴徒袭击全丰党部，共产党员沈木堂、余明典被害。修水县从县城到乡村，一时乌云滚滚，腥风四起。
四、汪精卫“分共”大革命失败
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以后，中共中央把对国民党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为了迅速取得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在与蒋介石争权夺利中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打着反蒋旗号，革命词句喊得震天价响。但汪精卫毕竟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真心革命。4月下旬至5月中旬，他组织所谓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讨共”。与此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陆续出笼。5月21日，由军阀部队改编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汪精卫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查办许克祥，一面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助长了许克祥的反动气焰，他在短短的20多天屠杀一万多人。
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在汪精卫的纵容下，朱培德下令5月底6月初“礼送”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政机关、革命团体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出境、暂停工农运动。国民党九江浔湖警备司令金汉鼎奉朱培德的命令贴出布告：“限一切共产党员在三天内一律出境，否则人身不予保护。”九江被“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有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严燕僧（严走后由张如龙代理常务委员），市党部执委兼主任秘书王子平，中共九江地委秘书帅鼓侬，地委组织部主任陈冰等。
6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的干预下，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答应恢复全省工农运动。7月8日，南昌市100多个基层工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恢复工农运动，恢复省、市总工会。9日，省、市总工会宣布恢复办公。14日，九江总工会通电要求恢复工农运动。就在这天晚上，汪精卫在汉口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分共”。15日，汪精卫集团提出“统一本党政策案”，公开叛变革命，国共两党正式分裂。此时九江虽因“东征讨蒋”，贺龙、叶挺部队向九江集结，形势一度好转，部分地区工农运动暂时恢复，但大革命的失败无可挽回。
在大革命这场以工农民众为主体的人民运动中，九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受了革命的洗礼，得到了教育和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赣北大地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赣北的势力；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空前传播，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在九江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