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九江的新局面
第一节青年团帮助建立国民党九江地方组织
一、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的建立
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1923年6月，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新三民主义，确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根据中共在上海举行的三届一中全会决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24号通告精神，1924年1月，由青年团南昌地委秘书曾弘毅介绍，青年团九江支部骨干李二魔、易虚、周一尘率先加入中国国民党，团员饶漱石、卢成宝、何一挥、陈涛、许若兰也在晚些时候加入。随后，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的九江铁路工人、青年团员严燕僧又发展熊好生、张如龙、王子平、吴九思等为国民党员。在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党员赵醒侬的直接指导下，经青年团九江地委的积极筹措，6月10日，中国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秘密成立。严燕僧被推选为党部负责人，青年团九江地委秘书易虚、农工部长曾宪明分别担任组织部主任和农工部主任，执委成员还有王子平、胡骏龄、饶柳门。党部机关驻在九江城区，并创办了《江声日报》作为市党部机关报。
1925年2月6日，团地委联合二十多个团体，成立了“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温眷血、帅鼓侬、李子芬、罗长洪、曾宪明、何一挥、万云鹏等被推选为委员。该会通电北京政府，敦促“容纳孙中山致电主张”。这对建立各阶层人民的革命联盟，拥护孙中山的北上宣言，推动九江国民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该组织右派抬头，曾宪明逐步蜕变为右派，九江的革命活动遭受了很大的波折。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市党部立即以国民会议促成会名义，组织各种悼念活动。4月12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第六师范举行有各界民众6000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激励各阶层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到1926年春，九江先后建立了小池口、港口、黄老门、马楚等区党部7个，所辖各乡共成立区分部25个。
1926年秋，在中共九江特支书记曾延生的主持下，针对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内右派势力有所抬头，改组市党部的领导机构，成立以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革命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执行委员会。中共党员严燕僧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张如龙任宣传部长，罗华英任工人部长，吴九思任农民部长，严运生任青年部长；国民党左派王子平任主任秘书，饶伯勋任商民部长，周逸樵任妇女部长，饶柳门任监察委员。新的执委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农、商、学各界群众支援北伐战争。
1926年11月5日北伐军攻克九江。6日，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在塔公祠（现址为柴桑小学）公开挂牌办公。这时，除工人部长改由共产党员彭江担任外，其他部长、委员人员不变。九个委员中，有五个共产党员、四个国民党员。中共党员帅鼓侬为九江县县长，与中共党员汪仲屏、徐文明、桂家鸿等组成九江县政府。之后，市党部所属区乡分部，如黄老门、港口、马楚、小池口等一一挂牌，公开活动。中共九江地委和共青团九江地委，公开通过国民党市党部来指导赣北各县区的工农革命运动。
12月底，国民党九江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三马路大东旅社召开，国民党右派、九江商会会长辜竹平因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受到与会代表的严厉谴责。此后，市党部在大革命的热潮中，领导工农运动，反击国民党右派捣乱及反革命政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直到大革命失败，市党部被迫解体。
二、国民党永修县党部的建立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1925年春，永修县的青年团员曾去非、淦克鹤，王弼等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他们在永修县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积极发展永修县国民党组织。在他们的带动下，永修社会改造团和青年学会中有不少人加入了国民党，各界人士也有人员参加，永修国民党组织很快便发展起来。
1925年6月，由共青团员曾去非主持，在涂家埠含英小学召开了历时三天的国民党永修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永修县党部。这是继九江市党部之后，由青年团员帮助赣北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国民党党部。经大会选举，青年团员曾去非、王弼、淦克鹤等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会议还推选曾去非、王弼出席七月份在南昌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6月，由中共南昌特别支部组织干事张朝燮介绍，曾去非、王弼二人转为中共党员，县党部的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国民党成为永修县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大革命高潮中，县党部为促进工农运动，支援北伐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节中共党组织帮助筹建国民党县党部
一、都昌、德安、修水、武宁、湖口建立国民党临时县党部
1925年8月，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都昌学生、共青团员刘越参加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底转为共产党员并加入国民党。1926年1月，他由共产党南昌支部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到都昌，秘密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先后发展刘肩三、刘聘三、王叔平等参加了共产党并跨党加入国民党。3月，刘越、刘肩三、王叔平出席国民党江西省二次代表大会回都昌，成立中共都昌小组，又吸收黄吉人、徐伯璋、周新亚、陈玉吾等人为国民党员。并在县城豹公祠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都昌县党部，由刘越任县党部常委，刘肩三、刘聘三、黄吉人、徐伯璋、陈玉吾、周新亚为执委。都昌县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开始建立。
中共都昌地方组织通过县党部大力组织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县党部先后开办了两期党务训练班，参加训练人员分别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或共青团员。大批骨干派往农村，创办贫民夜校，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活动；秘密组织农民协会，迎接北伐。
1925年1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党人肖素民以国民党宣传员身份到德安县发展国民党组织，在知识界和青年小商贩中积极发展国民党党员。此前德安县就有郭沈毅、袁子辉等国民党老党员，新老国民党员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德安区党部。
北伐军到达德安前夕的1926年9月，共产党员杨超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指导德安工作，在德安、星子交界地仙姑殿召开了三天德安县国民党党员会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跨党的共产党员丁健亚参加指导。会议将德安区党部改组为德安县党部，选举执行委员七人，其中有共产党员袁亚梅、张国权，余松亭、杨丕显、冷绪洪和国民党员肖文楼、袁子辉。杨超为监察委员。会议着重研究如何策应和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
1926年7月，蒋介石派陈立夫、段锡朋、郑异等人到江西，名为考察党务，实为蒋介石网罗党羽，以便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夺取党务领导权。德安县党部的国民党右派人物，对国民党德安县党部的人选甚为不满，便乘机蠢蠢欲动，谋取改组，排除县党部内跨党的共产党员。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县党部，为了执行新三民主义政策，消除县党部右派人物的影响，纯洁县党部，在县城文昌宫召开国民党德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德安县党部。改组后的县党部仍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袁亚梅任常务委员，熊锄辛为组织部长，张国权为宣传部长，童善斌为工人部长，何奎光为农民部长，李清涛为商民部长，杨超为监察委员。
德安县党部改组后，继续发展国民党组织，先后在黄女甬铺、夏家铺、杨坊、县城四个地方设立了区党部，在乌石门、高塘、秦洞、吴山、彭山、磨溪设立了区分部。区党部和区分部的负责人都都由跨党的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担任。
1926年1月，修水籍共产党员胡思先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回国，受中共南昌特支书记赵醒侬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派遣，回修水秘密倡导建立国民党修水县党部。胡思先回修水县城后，首先与县立第一高小校长、共产党员甘特吾联系，开始发展修水县国民党党员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活动，邀集了倾向革命的第一高小教师冷一民、邹道照等10余人加入国民党，开始筹备国民党修水县党部。
1926年2月，胡思先回省向中共南昌特支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汇报，7月又奉命以省特派员身份回修水建立共产党组织，并指导建立国共合作的修水县党部。中共修水支部成立后，根据当时的中共江西地委指示，为尽快协助建立国民党修水县党部，配合北伐军进军江西，7月下旬在县城秀水门秘密开会，成立国民党修水县党部。中共修水支部的主要负责人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接着又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执监委员会，共产党员甘特吾被选为执委常务委员，樊庆隆、王希圣、卢守谦分别担任组织、宣传、青年部长。
不久修水全县建立了区党部20多个，区分部70多个。1927年3月26日至30日，由中共党员、县党部常务委员甘特吾主持，国民党修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书记胡思先以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会议就全县政治、社会、教育、农运、工运等方面问题提出90件提案。会议将全县区党部裁并为九个，设立了崇义乡、泰平乡、修水县公署三个特别区分部，解散了国民党右派自设的第六区党部，开除了右派分子胡煜齐等人的党籍。这次大会为巩固国共合作后修水的大好形势，推动全县工农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段时期，中共修水党组织的革命活动都以国民党修水县区党部的名义开展。
1926年春，中共党员舒味三以江西省通俗教育所巡回演讲员的身份到湖口工作，吸收湖口县立模范小学教师钱成九加入国民党。这年暑期，在九江省立第六师范读书的湖口青年，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龚载阳回到湖口，介绍肖厚德等人加入国民党。不久，由舒味三帮助，秘密组建了国民党湖口县临时党部，龚载阳为常委，钱成九担任农民部长，邹觉民担任工人部长，郭月挂担任青年部长。湖口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
二、武宁、彭泽、星子、瑞昌国民党县党部的建立
北伐军挺进赣北，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武宁、彭泽、星子等县分别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
1926年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攻克武宁。中共武宁县城支部领导各界人士在革命军的协助下，驱逐了北洋军阀县知事谢筹麟，成立了以中学教员张帆为县长的革命政府，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在中共武宁县支部的组织下，新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军北伐的大好形势和新三民主义政策；发动各界人士组织慰问队对驻箬溪的国民革命军开展拥军活动；积极筹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11月，国民党武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了国民党武宁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正式成立。在七名执委中推选共产党员陈宙新为常委，还设立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六个部门。到12月，武宁县还成立了巾口、凤口、甫田、横路等八个区党部和一些区分部。
1926年下半年，毕业于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国民党员刘明生回到家乡彭泽发展国民党组织。11月，成立了彭泽县党部筹委会。一些伪装进步的地主、豪绅等国民党右派乘机钻进县党部筹委会，国民党右派时曰新甚至窃取了组织部长一职。他们开始伪装进步，但当革命群众真正起来了就公开反对革命。时曰新大量吸收地主豪绅加入县党部，扩大反动势力，排挤革命势力。
1926年7月，在南昌新远中学读书并加入中共组织的周静轩回到彭泽县发展中共组织。国民党彭泽县党部筹委会成立之后，他以成员的身份积极动员革命力量打倒国民党右派时曰新，县青年社、妇协、总工会和城关区党部的革命派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扩大宣传影响，最终把时曰新赶出了县党部筹委会。筹委会中其他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也被革命势力压了下去。由于革命势力日益壮大，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县党部不敢公开反对革命运动。1927年3月，县党部在右派分子控制下，召开国民党彭泽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右派分子当选为县党部执监委员。会议闭幕当天，江西省工会特派员、共产党员肖韶到彭泽，召集周静轩等人秘密开会。第二天肖韶以特派员名义下令，取消县党部非法召开的所谓代表会议，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并指派周静轩、陈竹溪等人组成新的县党部。新的县党部下乡组织发动农民，播撒革命种子，指导彭泽县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6年，星子县在南昌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卢英瑰等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回到星子县后，根据中共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县西宁职业学校的王沈新领导的国民党星子区党部联络，促成了区党部与共产党合作。1926年8月在县城魁星阁召开国民党党员会议，改选了星子区党部，共产党员卢英瑰、尹成先等当选为执行委员。11月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国民党星子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县城冰玉涧召开，到会的国民党党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共产党员。大会改组了星子区党部，成立了国民党星子县临时党部，共产党员卢英瑰当选为常委兼组织部长，黄权侦（女）等九名共产党员当选为执委，并分别担任宣传、农民、妇女等各部部长。大会还决定成立了五个区党部，都由跨党的共产党员担任领导。
1926年12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为加强对瑞昌县农民运动的领导，派共产党员余兴昌来到瑞昌，帮助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瑞昌县临时党部。分别由共产党员黄日晖、甘风翔和共青团员蒋友梅，以及国民党员周毅担任县党部成员。蒋友梅为执委兼组织部长。县临时党支部下设七个区党部。
第三节国共合作后九江的反帝斗争
一、五卅运动的声援活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会后，全国各地工农运动如同暴风骤雨般发展起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企图用暴力将这一运动镇压下去。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大班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30日，上海学生和群众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举行了反帝游行示威、演讲活动，竟被英帝国主义巡捕开枪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路。这一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一个反帝的民族运动浪潮，不可遏止地席卷全国。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九江时，九江正发生三起工潮。一是菜摊小贩因为官厅无理抽捐，军人强买等缘故，自5月31日起，全街罢市不卖菜；二是招商局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五个码头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联合举行罢工；三是6月1日日清公司轮船“南洋丸”的日本雇员打伤九江工人殷伯胜，码头工人扣押轮船，日本兵舰开炮威吓。为了把九江的革命斗争深入开展下去，以实际行动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共青团九江特支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积极担负起组织领导的工作。共青团九江特支主持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向各单位分发函件，召集联席会议，组织举行全城示威游行，并成立了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推举团特支书记温眷血为委员会宣传股主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向上海人民发出了声援电。6月7日，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以各团体名义联合致电上海人民，表示声援。德安、永修、湖口等县也纷纷组建了声援五卅惨案宣传队进行宣传，并开展了罢工、罢课和罢市的斗争。同日，九江工人和各界群众一万多人举行罢工、罢课和示威游行。8日上午，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万余人到大校场集会。上海来浔的学生代表龚卿虞在会上介绍了五卅惨案的情况，各界代表登台演说，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口号不断。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下午，各校组织演讲队走上街头演说。9日，太古、怡和、日清码头工人和建筑、印刷、皮鞋、缝纫等行业工人举行总罢工，工人骨干在街头巷尾演说，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演讲队走到租界旁，帝国主义者派水兵和雇员镇压，打伤工人数名，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6月13日，全城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游行队伍再次涌上街头，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游行。
工人、学生的宣传队又到租界前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暴行。英国领事馆调来40多名卫兵，架设机枪，如临大敌。愤怒的群众不顾卫兵的干涉阻挠，冲进租界，与卫兵和巡捕对抗。一时租界大乱，愤怒的群众将太古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和工部局的玻璃窗捣毁。混乱之际，英人纵火自焚领署空屋，日本人故意在自己开设的九江台湾银行废址内放火，藉以嫁祸中国人。军警救火车到租界施救，火很快被扑灭，英领事馆仅烧毁一间厨房，日本台湾银行只稍受损失。英国驻华大使提出抗议，威胁中国政府“应负一切责任”。为了驳斥帝国主义者颠倒黑白，澄清事实，以正视听，九江人民向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通电宣布事实真相。案发第二天，省长公署派陈守青、余鸿卿二人专程赴九江调查事件真相。雄辩的事实证明“台行之失焚，显示由内部起火，及自己失慎所至”，帝国主义者贼喊捉贼的伎俩大白天下。
其后，在共青团九江特支的领导下，九江掀起了以抵制英、日货为中心的抵制仇货运动。在运动中成立了九江工商学联合会和仇货检查队。学生组织的仇货检查组分赴各县鼓动协助开展抵制外货活动，与商民约法三章：不准再进仇货；调查现存货物；限定卖完日期。永修群众还抽打了不执行规定的英国烟业公司经理，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九江的这次抵制仇货运动，在规模上和程度上远比五四运动时期的抵制仇货运动广泛得多，深入得多，是一次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性的运动，人人以使用仇货为耻，使帝国主义的商品完全失去了销售市场，给了帝国主义极其沉重的打击。
九江人民的反帝斗争在江西引起很大的反响，共青团江西省委、省学联和江西青年学会，组织省城大、中学校学生七八十人组成代表团来九江声援和鼓动，与九江学生举行热烈的联欢大会。北洋军阀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表现得十分惊慌，派军队包围南昌学生代表团的住处，不准代表团外出活动，企图逼迫代表团返回南昌。这一举动遭到各界群众的反对。九江学联派陈冰等为代表，与军阀进行说理斗争，同时向社会各界募捐食品、日用品，援助南昌学生代表团坚持斗争。邓如琢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害怕事态扩大，不得已撤回军队。斗争的胜利，既鼓舞了青年学生，对九江人民的反帝斗争和声援五卅运动，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五卅运动中九江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显示了九江人民在共青团九江特支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伟大力量。
二、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九江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广泛进行文化渗透，九江人民饱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苦。随着五卅运动的深入，九江人民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成为江西收回帝国主义在华教育权的先声。
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九江圣约翰中学，是九江各教会学校中对学生统治最严、内幕最黑暗的一所学校，每天三朝祷告，两课圣经，不学中国文学，禁止学生参加运动。学生常因不堪忍受学校的欺压和禁锢而进行反抗。1925年3月，校方借口寒假丢失两副铺板，逼迫学生凑钱赔偿，学生拒绝交纳，一致反抗。校长葛若然（美国人）邀集走卒对学生逞凶动武，美国英文教员持尖刀杀伤学生八人，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怒。在九江各界的支持下，学生全部搬出学校，一致退学，要校方退还学费。该校学生还散发传单，通电全国各教会学校学生，请求退学予以支援，并电请教育部门明令收回教育权。后经多方出面调解，由校方承担责任，医治受伤学生，免去铺板赔偿费，斗争才逐渐平静下来。
上海五卅惨案后，在举国一致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先掀起反对美国在华势力的斗争，赶跑了美国校长，将校名改为上海光华大学。全国各地教会学校学生纷纷响应，迅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运动和收回帝国主义在华教育权的斗争。
九江学生在上海学生影响下积极投入了斗争。圣约翰中学和同文中学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和罢课斗争，到处张贴标语，广泛进行宣传，得到了各界群众的支持。圣约翰中学学生罢课坚持半个多月后，校方借故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报复。1926年初，八个学生向副校长（中国人）请假去祝贺教师结婚，校长高达德（美国人）以请假手续不备，违犯校规为由借机报复，将他们全部开除。全校学生一致反对。胡玉钟等向学校提出质询，也被校方开除，激起全体学生的愤怒。学生们组织退出圣约翰全体学生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发表宣言，坚决要求收回教育权。他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各校学生及九江人民的支持，九江再次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所美国教会学校无法开办下去，各界商议应将该校收回自办，于是仿照上海光华大学的办法，将美国教会开办的九江圣约翰中学，改为自办的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九江光华中学，推举原副校长陆配三为光华中学校长。这一收回教育权的举措，得到了爱国师生和社会群众的拥护，大大鼓舞了九江人民反帝斗争的深入开展。
三、反对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斗争
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为了向日本借款投入军阀混战，不惜出卖中国主权，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和搜刮，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五卅运动前后，九江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段祺瑞的斗争。
1925年3月，九江国民会议促成会，九江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九江学生联合会和九江青年救国团，为反对段祺瑞独断专横投靠帝国主义，联合向段祺瑞发出公电质问：“国民会议乃国家最高机关，以无法律根据之执政府，有何理由能限制其职权及人民选举权、被选举权？”
1925年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以反奉反段，组织国民政府，反对特别关税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反对军阀的革命运动。九江人民在中共九江小组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这一斗争。12月17日，学生联合会召集九江各界团体，举行九江市民反段示威游行大会的筹备会议，到会者有各界30个团体代表共63人。会议决定21日上午9时，在大校场举行九江市民反段示威游行大会，并成立大会执行部，负责大会筹备工作。会议筹备期间，有商会代表向北洋军阀邓如琢告密，邓如琢找到市民大会执行部的交际代表，表示反对开会，说这次运动有过激党主使。大会执行部在九江党组织和各界群众强有力的支持下，不顾军阀的恫吓，在市内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反奉反段，组织国民政府，举行示威游行大会等内容的口号与通告。邓如琢分派武装警察到各校和各团体通令禁止举行市民大会。21日清晨，邓如琢派暗探密布各团体及会场等地。大校场密布军警，架起了大炮和机枪，街头巷尾派了武装警察巡逻，各校门前也有武装军警看守，反动军阀如临大敌。大会执行部见此情形，将会议日期改为22日。22日全城继续实行紧急戒严，无法集合。由于反动军阀的阻挠破坏，市民大会始终未能举行，但是九江人民的反段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终止。
1926年1月4日，九江学生联合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略东北三省发表宣言，进一步揭露段祺瑞的卖国政策，号召人民群众深入开展反段斗争。这一行动得到南昌等地学生的通电支持。2月7日，九江各界群众冲破军警的阻挠，举行反帝、反段的“二七”惨案纪念大会，高呼打倒军阀的口号。
3月18日，段祺瑞等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北京天安门前开枪射击反帝示威的群众游行队伍，制造出“三一八”历史惨剧。九江各界人民闻到噩耗十分悲愤。26日，各界代表在教育会成立九江支援北京惨死同胞筹备会，共产党员张如龙、刘乙照等领导这次斗争。当日，九江各界人民向北京和全国各地通电，号召“凡我同胞，希望一致奋起”，“奋斗牺牲，在所不惜”。
5月1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印制《为五一纪念告九江人民》的传单1500份，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车站、码头散发。30日，九江同上海、北京、汉口、镇江等城市一道，举行了以工人阶级为骨干，有各界群众参加的五卅运动纪念大会。
这段时期，赣北农民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度过灾荒，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与地主阶级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势力。
九江人民反对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斗争，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教育了自己，使自己进一步认识到民族革命斗争与社会解放运动是互相影响和互相推动的关系，中国人民的自身解放不仅仅要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还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封建军阀的反动政权。九江人民就是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投入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