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共九江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初期革命活动
第一节九江地方团组织的建立
一、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地方组织的建立
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锻炼了九江人民；马克思主义在九江的传播，唤醒和教育了九江人民。这都为中共党、团组织在九江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九江工人阶级以生力军的姿态，登上社会政治活动的大舞台，显示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是中共九江地方党、团组织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九江同江西省其他地方一样，首先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然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方志敏等七人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在南昌宣布成立，从此，江西有了第一个革命的大本营，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在团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江西地方团组织创建之初，很快发展到20多名团员。其中长期居住在九江的有三人，他们是周一尘（九江太古洋行职员，广东香山人）、易虚（别名毛一虚，九江人，失业职员）、许若兰（手工业工人，广东番禺人，周一尘的未婚妻）。
1923年10月初，赵醒侬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到江西工作。他途经九江，找到九江的三位团员了解九江的工人、农民状况，并催促九江尽快成立组织。在易虚的陪同下，赵醒侬登上庐山，在轿工中进行调查研究。易虚本来想在抬轿的脚夫中开展工作，经赵醒侬实地调查，嘱咐易暂缓在轿工中做工作，应把精力集中到九江城区，重点放在经过斗争锻炼的工人、学生中。赵醒侬回到南昌后，当即联络在南昌的团员恢复组织。10月2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随后，执委推举赵醒侬为南昌团地委第一届委员长。团地委下辖四个支部，九江的三个团员为一个支部，由周一尘担任支部干事，通讯处设在太古洋行。
按照赵醒侬的指示，易虚和周一尘分头在学生和工人中寻找发展对象，在一个月之内，发展了南伟烈学校学生饶漱石，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学生卢成宝，缝纫工人何一挥，店员陈涛，太古洋行职员李二魔等五人入团。1924年1月11日，召开团员大会，推举李二魔为九江支部干事会书记。1924年春季各学校开学时，九江支部的团员数又有增加。于是，他们要求上级批准成立九江地方团组织。3月12日，团南昌地委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九江支部要求设地方团，现在虽未足人数，但于三个月内负责满足。”并要求九江继续发展团员。
1924年4月27日，在团九江支部第五次全体大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地方执行委员会。此时，有团员21人，卢成宝为委员长。到5月份，团员增加到27人。5月18日，团九江地委召集全体团员大会，改选执委，根据团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地方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不设委员长，执委会推举易虚为团地委秘书。
团地委成立后，为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帮助建立国民党九江地方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赵醒侬多次到九江，对九江团地委的工作给予指导。他在团员大会上发表演讲，明确指出：“我们的团体不是无主义无工作的社会，是政治的革命的。我们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人人应明了马克思主义”。赵醒侬的讲话给九江团地委极大鼓舞，为九江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修水县、永修县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
1924年7月，修水籍在九江读书的青年团员卢成宝、樊益清、樊炼、姚辅唐等人暑假期间返乡，在修水县城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江团地委修水第四支部，书记卢成宝（即卢晓楼，后叛变），有团员10余人。
1923年，在外地求学的永修青年学生张朝燮、王环心、王秋心在学校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4月，王环心、王秋心在上海大学由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入党。6月，张朝燮在武昌师范大学由李汉俊介绍入党。入党后他们对由自己亲手创建的永修改造团更加关心，积极引导改造团成员走上革命道路，发展了曾去非、王弼等人入团。为了使永修的革命运动有个领导核心，王环心、王秋心在涂家埠正式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永修支部，由曾去非担任书记。永修团支部成立后，王环心赴南昌与江西党团组织负责人赵醒侬取得联系，促成永修团支部隶属南昌团地委领导。从此，赵醒侬经常到永修指导团支部的工作。在南昌团地委和赵醒侬的领导下，永修团支部加强对青年学生和工人夜校积极分子的培养，又发展了曾文甫、王经燕、邹敬国等30多人入团。团支部根据南昌团地委的指示，深入城镇乡村开办工人夜校和农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农运动。1925年1月，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精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永修团支部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永修支部，仍隶属南昌团地委领导。7月，中国共产党永修小组成立，永修团支部改名为永修团特别支部，永修团特别支部在永修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4年7月，团九江地委第四支部（第六师范）书记樊益清和卢成宝等团员回家乡修水度假，他们便将该支部移至修水继续活动。9月份，部分团员返校，该支部又迁回九江。
三、九江团组织初期的革命活动
九江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后，一方面组织团员积极投入各项实际斗争，经受锻炼和提高；另一方面，在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吸收优秀分子壮大自己的队伍。健全了组织，增强了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九江的传播比以前更加深入广泛。九江团支部一成立，就集中力量，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工厂和学校，进行调查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了南浔工会、裁缝工会、青年学会、学生联合会、女工会等工人和学生组织，指派团员骨干充实读书研究会和轮流演讲会。全体团员到基层作社会调查，对工人和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组织革命斗争。
1924年5月底至6月初，九江青年团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码头工人反压迫、争人权的罢工斗争。5月28日，工人刘财明在日本人开办的日清公司一艘货轮上卸大米，经船方同意，卸完货后扫些散米带回家。可是公司职员袁阿发污蔑刘偷米，将他打入江中淹死。这一残酷的迫害工人事件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团地委闻讯后，立即派团员调查，找工人谈话，向群众演讲，有计划地开展一场反压迫、争人权的政治斗争。30日上午10时，日清公司的全体趸船小工宣布罢工，公司请来大量军警，荷枪实弹，勒逼死者家属签字入殓，企图尽快平息罢工斗争。下午5点，团地委和工人骨干在一马路的空地召开工人大会，控诉侵略者的罪行。团地委安排李二魔、曾宪明、周一尘、易虚、饶森、何一挥等六人作为演讲队，每两人为一组，依次递补，冒着风险鼓励工人携手团结，坚持斗争。团员为工人草拟了罢工宣言和给日清公司的抗议书。抗议书义正词严地写道：“我们为人道计、为人权计，提出以下的要求：（1）交不肖的凶手阿发出来，由我们工人自行处理；（2）交付死者家属抚恤金2000元；（3）自今日起增加工人工资十分之五；（4）贵公司应向工人等道歉，并一律加以优待，以后由贵公司担保，不再发生同样惨剧……”当起草抗议书的青年念到限期不答复，将“继续罢工，听候各方正义的声援”时，全场工人高喊“罢工！罢工！”团员向全城散发罢工宣言和抗议书，各界群众纷纷起来声援，码头工人举行罢工支援。日清公司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付罢工活动：写信质问和恐吓刊登报道罢工消息的《江声》报；用金钱收买军警；由日本领事出面设宴款待中国官厅，软硬兼施，要他们强迫工人复工。面对激愤的工人和强烈的社会舆论，日清公司最后不得不答应部分条件，向工人道歉，怃恤死者家属，同意惩办凶手。这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不是一般的自发的经济斗争，而是以反帝、反压迫，争自由、争人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罢工斗争的胜利，表明九江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展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团队精神。
1925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有着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九江工人阶级迅速反应，激起九江工潮迭起。首先是菜摊工人反对警厅抽捐和军人强买，于5月31日罢市。接着招商局怡和公司、太古洋行的码头工人自发要求增加工资。
6月1日，日清公司的南阳丸轮船船员又打伤一个工人，产生冲突。6月4日团九江特支（因学生放假离浔，团员人数减少，1925年2月团地委改为团特支）便以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的名义召集各团体集会，成立了九江援助上海同胞惨死委员会，团特支书记温眷血被推选为宣传股主任，决定于8日举行示威游行。6月8日一大早，九江各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呼喊口号开始游行。沿途码头工人、建筑工人、印刷工人、皮件工人等相继加入队伍。太古、怡和、日清三个码头的工人宣布从当日起开始罢工。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龟缩在租界，由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守，不准许游行队伍进入。工人不顾阻拦冲入租界，拆毁濒江的栏杆抛入江中，还怒砸了巡捕房、领事馆和洋商的住宅。
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九江的建立和开展的革命活动，在九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九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革命知识青年与工人阶级的结合。在此前后发生的工人运动，标志着九江工人阶级同全国工人阶级一样，已经进入到自觉革命的新阶段，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九江的建立，以及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第二节中共九江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初期革命活动
一、九江地方党组织的创建
通过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九江广泛传播，工人阶级得到了发展壮大并登上了政治舞台，青年团组织的活动积累了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九江建党条件已经成熟。
1924年4月，江西籍的共产党员赵醒侬、邓鹤鸣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回南昌，筹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5月在南昌建立中共南昌支部，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1925年五卅运动后，原在武汉工作的江西籍共产党员许鸿（乐平人）到九江创办商科学校，并任校长。同年6月间，许鸿成为中共南昌支部干事会的成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指出：“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根据这一精神，中共南昌支部着手在九江建立党的小组。
1925年7月，中共南昌支部书记赵醒侬赴九江，帮助青年团员温眷血、帅鼓侬、严燕僧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九江党小组，即南昌支部领导下的第二小组（第一小组是南昌小组）。九江是江西省继安源、南昌之后第三个建立党组织的地方。九江党小组由温眷血、帅鼓侬、严燕僧和已在九江的许鸿四人组成，温眷血任组长。温眷血是《江声日报》编辑、记者，帅鼓侬是九江吴楚建筑公司职员，严燕僧是九江铁路工人，他们三人在领导九江工潮和声援上海工人运动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九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是九江党组织的创始人。10月，温眷血赴苏联学习，由帅鼓侬继任党小组长。党小组建立后，先后吸收共青团员陈冰、向热生（向锡煊）、刘晓如（刘乙照）、饶漱石、熊好生等人入党。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改升为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根据党的四大党章“凡党员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的规定，九江党小组改升为中共九江特别支部，书记帅鼓侬。
赣北地方党组织是以江西地方党组织为源头发展起来的，先由南昌省级党组织在赣北多处建立组织，然后演变为以九江为主要指导中心的赣北党的组织系统。
1925年6月，从武昌师范大学提前毕业的永修籍共产党员张朝燮回到南昌，受中共南昌支部委派回永修开展建党工作。他先后发展王经燕、王弼、曾去非、淦克鹤、曾宪基、曾文甫、曾义甫、邓万友等八人为共产党员。同年7月建立中共永修小组，张朝燮任组长。1926年5月，永修小组改升为中共永修支部，隶属中共江西地委，书记先后由曾去非、王环心担任。
1925年春，武昌高等师范附中学生、共产党员杨乐羊奉党组织的指示，来到德安沈毅小学任教，并从事建党活动。与此同时，中共南昌支部派共产党员舒味三赴德安指导工作。杨乐羊和舒味三发展熊祖沐、胡德兰等五人入党。同年秋，党员熊好生也从九江回德安工作。1925年11月，成立中共德安支部，书记杨乐羊，有党员10人。1926年6月，支部在斗争中因暴露而停止活动，杨乐羊奉命离开德安去河南。7月为迎接北伐战争，中共江西地委派杨超回德安恢复德安支部。这时，共产党员袁亚梅、甘霖沛、何奎光、扶国权等也从南昌、九江沙河、南京回到德安。他们在德安县城西郊木环垄陈家塝开党员大会，正式恢复德安支部干事会，杨超担任书记，隶属中共江西地委。
1925年3月，在南昌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武宁籍共产党员傅庭俊回到家乡，利用其父傅梅友创办的私立梅友小学作为建党据点，发展该校丁时、张竞成、汪琢钦等四名教师入党。12月，成立中共梅友小组，隶属南昌支部，组长傅庭俊，有党员5人。此后，梅友小组在小九宫、辽里、木皋、温汤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1926年7月，建立梅友支部，书记傅庭俊，隶属江西地委。1925年秋，在武宁县城启智小学任教的邓尚志，由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罗文炳介绍入党后，在县城启智、宏毅、勤俭等小学和县立中学物色建党对象，先后发展朱美厚、陈宙新等人入党，并于1926年3月成立中共武宁县城小组，组长邓尚志。此后，又相继发展汤亚伊、卢治光、李士毅、李阳和、张爱慈、方谊修等人入党，同年8月该小组于升为县城支部，书记邓尚志，隶属中共江西地委。这时，武宁有两个隶属江西地委的支部。
1926年1月，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到南昌的都昌籍共产党员刘越（刘一燕），受中共南昌特支派遣回到都昌建党，先后发展刘肩三、刘聘三、王叔平入党，加上1925年4月在省立第一师范入党回都昌的谭和共五人，于1926年3月成立中共都昌小组，组长刘越。此后，又发展余激、戴熙广等入党。同年6月中共都昌小组升为中共都昌支部，书记刘越，隶属中共江西地委，下辖县城、汪家墩、徐家埠、湖洲山四个小组。
1926年夏，中共江西地委派共青团南昌地委宣传部主任胡越一（胡思先）回修水建党。7月，胡越一发展甘特吾、徐光华、张赤子、王希圣等人入党，并和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县的共产党员樊庆隆在修水县城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中共修水支部，书记胡越一，隶属中共江西地委，共有党员六人。
党在赣北初创时期的组织，如永修、德安、武宁、都昌、修水的党组织，都是直接由中共南昌支部或中共江西地委派共产党员建立起来的，并属其领导，与中共九江特支没有隶属关系，只有1926年8月成立的中共湖口小组，隶属中共九江特支。
二、党组织的初期的革命活动
1926年五六月间，中共九江特支把在武汉、南昌等地学校毕业回九江以及在本市中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桂家鸿、张贤庆、易怀山、汪仲屏、吴九思、戴振球等，分到城区工厂、码头、商行和九江县农村、建立秘密基层工会和农民协会，发展基层党、团组织，迎接北伐。共产党员汪仲屏回到家乡港口，以进步青年叶瑞棠办的辅仁小学为中心，团结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在这里学习，向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启蒙性教育。他深入浅出地向贫苦农民解释农民与地主谁养活谁的问题：“地主阶级散布是他们养活了农民，若不租地给农民耕种，农民就会饿死，我们想一想，如果土地不经农民耕种，能长粮食吗？不能，就只能长野草！粮食、棉花全是农民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如今，地主不劳而获，而农民一无所有，这是极大的不合理”。他的话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汪仲屏还向大家讲述中国的局势和青年的责任。在汪仲屏的鼓动组织下，青年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动农民投入到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去。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汪仲屏在港口发展了张贤思、文金涛、桂蓬、李云香等为共产党员，成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并积极筹备粮草，迎接北伐。
1926年3月都昌党小组一成立，就开展了对北洋军阀县知事和土豪劣绅的斗争。都昌由于头年遭受旱灾，春荒十分严重，贫苦农民十户就有九户断了炊烟，土豪劣绅却趁机加重盘剥。汪家墩劣绅刘世容以平籴为名，从中牟取暴利。党小组发动秘密农民协会会员200余人找刘世容算帐，抢了他的粮仓，将平籴的谷分给贫苦农民，度过了春荒。党小组得知都昌县知事傅运炎趁调任之机搜刮民脂民膏，贪污钱粮款数千元，便发动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2000余人，组成请愿团找傅运炎当众算帐。傅不答应，请愿群众一涌而起砸了他的钱粮柜，傅运炎只好答应要求，并打了几万响爆竹送农民出城。事后，傅运炎偷偷溜去南昌，党小组再次发动农协会员联名上告，并派共产党员刘肩三赴省城与傅打官司，结果傅被撤掉县知事职务。通过这两次斗争，使广大农民看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都昌县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
德安县1925年同样遭受严重干旱，稻谷歉收，贫苦农民无米下锅。红十字会拨来一批救济大米，劣绅邱正阶、刘星灿在县署的许可下，变赈济为平粜。在米中泼水、掺沙，激起了农民的愤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县城，捣毁米店。县署派警备队镇压，捉去十多个农民。中共德安支部支持农民斗争，组织学生向县署交涉。县知事王仁怙迫于群众压力，释放了被抓押的农民。1926年5月，德安大恶霸郭守贞侵吞赈物，民怨沸腾。中共德安党支部得知后，发动学生连夜张贴打倒侵吞公物的土豪郭守贞、打倒万恶的财阀等标语。大豪绅、沈毅小学校长燕北平将发起人，共产党员杨乐羊、熊好生、胡德兰及为首的学生向郭守贞告密，县知事调动警备队搜查，要逮捕杨乐羊、熊好生等。支部决定党员立即疏散。德安党组织维护贫苦农民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的行动，在广大农民中留下了很好的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