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九江人民的觉醒
第一节五四运动在九江的开展
一、九江的声援活动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成员的资格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此时世界五强的英、法、美、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为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取消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等正义要求，但都遭到无理拒绝。不仅如此，会议竟然还作出侵犯我国主权利益的非法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享有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北京政府竟然表示同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于是，一场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以反帝反封建为斗争目标的伟大的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5月4日下午，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前集会游行，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和“还我青岛”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北京政府的的亲日派官僚。北京政府竟悍然出动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学生宣布总罢课，通电各地请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支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爱国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九江也同全国一样，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5月6日，北京爆发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了九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九江人民，深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五四爱国运动点燃了他们胸中反帝反封建的怒火，富有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九江人民，热情激昂地响应了这一爱国运动。九江学生首先奔走相告，积极响应。由九江教育会领衔，南伟烈学校、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九江小学址）、省立第三中学（今市五中老校区附近）、圣约翰中学、诺立书院、九江县立高等小学等学校联名致电北京大总统及有关部门，要求释放被捕北京学生，誓死争回青岛。
5月7日，省立第三中学、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等校学生，在王子平、严运生等人的带领下，首先实行罢课，高举“还我河山”、“挽回权利”等大幅横幔，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他们手执彩色小旗，口唱爱国歌曲，沿途高呼“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废止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和“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情绪异常激昂。一时倾城观看，万人空巷，广大市民被学生的义愤行为所激动。与此同时，各学校的宣传小组，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宣传，讲述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欺侮和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宣传爱国的道理及亡国的痛楚。
5月8日，全市各学校学生代表，和途中跟随而来的许多爱国市民，一齐拥到九江总商会，敦促打电报给北京和广州，要求政府抵抗强暴，力争国权。九江总商会在群众的要求下，代表九江拍出如下电文：“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参议院和广东军政府参众院均鉴：报载青岛交涉失败，山东形势日危，生死关头间不容发，乞速电欧会代表抗争，为国争生存，为人民免奴隶，临电陨涕，迫切待命。”
5月9日，各校学生代表在教育会举行会议，议决14日开国民大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代表们赴官厅向赣北镇守使吴金标请愿，要求允许开国民大会，商讨反抗日本强占青岛等救国问题。吴金标平素屈膝媚外，昏庸无能，但看到学生代表异常愤怒，人民群众的反帝热情如此高涨，不敢当面推辞，不得已对提出的要求一一点头认可。可是，当学生代表与工商、教育各界联系，14日在城隍庙（今环城路环城支巷内，已早废）召开群众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时，吴金标又惊恐万状，惟恐得罪了帝国主义。他暗地里与浔阳道尹傅春官、九江县知事袁阎凯、九江警厅长韩振山等勾结一气，策划破坏群众的爱国运动。他们一方面以防止学生闹事，预防发生意外为理由，通知各校校长阻止学生集合和上街活动，另一方面积极调动军警对爱国学生实行镇压，封闭各学校校门，不许学生出校。还沿街逐巷布岗设哨，在会场门前张贴“奉令不准开会”的禁条。军阀官僚的无耻破坏，更加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愤怒，仍有不少群众和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冲向会场。由于力量单薄，进去的群众一一被军警驱散。后来，学生要求在南伟烈学校举行学生大会，也遭到了军阀政府的阻挠和该校校长（美国人）的拒绝，没有成功。北洋军阀政府的阴谋破坏教育了学生。他们认识到，救国问题关系重大，非全民一致参加不可；想要军阀政府允许集会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非通过不懈的斗争不可。
5月15日，各界爱国人士又联合秘密加拍急电，要求政府万万不能在和会上签字，表示为反抗强暴的野心蚕食，不惜锥心泣血的决心。电文是：“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慨自对德休战以来，各国本人道主义之主张，构成欧洲会议，原以保持永久和平，乃和会初，我国首先提出之青岛问题，即受打击。似此野心蚕食试问人道何在？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正吾民锥心泣血之时，失兹不图，后悔何及，应请传电陆使万勿签字，以示坚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优乞顾念国本，毅力主持，毋任企蔫。”《申报》（1919年5月15日）
爱国青年学生看到这次爱国运动关系国家存亡，应该召开一次联合大会，以唤起民众。于是又秘密与各界联络，定于17日召开国民大会。吴金标前怒未息，又得知学生要开大会，于是恼羞成怒，于16日晚10时，召集九江教育会长及各校校长开临时谈话会。警察厅长、县知事及浔阳道尹等均到会助威。会上吴金标厚颜无耻地说：“闻得汝等将于明日开大会，这事是千万不行的，简直是与我官厅为难，万一闹出交涉事故，如何是好？我在此地是决不容有此种聚众滋事等捣乱举动。我今责成汝等将明日开会之事取消，如其不然，俟等开会时，我即派兵上前去以武力令散，倘敢敌违，我必枪毙几人与他们看。”上海《新闻报》（1919年5月22日）该署机要科长程敬孚也在会上大骂爱国群众太不识时务，说群众的爱国斗争是“以卵击石，应严加干涉，万不可因此而得罪日人。”各学校校长在吴金标声色惧厉的恫吓下，均唯唯称是。17日，全城军警出动，把守各校大门，并在街头巷尾加派岗哨，同时还添派省防营武装上街巡查，禁止人们自由行动，严如大敌临城。学生在街巷中张贴的标语口号，也被警察厅派便衣稽查一一撕去。
然而，青年学生及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并不因官厅的镇压而屈服。5月19日，各界代表在湖北会馆（今九江二中附近）举行秘密会议，会上一致决议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筹备组织“国货维持会”。20日，各校学生代表十人又在郊区濂溪墓秘密集会，商议各校成立救国十人团，组织学生联合会，并形成四条决议：（一）实行军国民教育，各校均加兵或体操；（二）实行救国储金，并分途劝募；（三）各校成立救国十人团；（四）组织学界联合会。会上还决定由各校推派代表赴南昌与省市各校联络统一行动，全市罢课游行，女同学深入住户劝导妇女不用日货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救国10人团等组织先后成立，九江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在爱国学生的带动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5月20日，九江总商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倡国货，组织国货维持会，全市掀起了罢课、罢市高潮。各学校学生在严运生等人的组织下，高举“还我河山”、“挽回权利”等大幅横幔，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举行游行示威。宣传组深入街头巷尾，讲述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侮辱和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场景，向市民赠送国旗，树立爱国观念。23日下午，千余名商民从四面八方涌向商民大会场，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场面极为壮观。大会电请政府教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千万不能忍辱求全，并决定不进日货的十条反抗办法。同日，九江转运公所也订出提倡国货办法七条，以示爱国。
正当青年学生及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遭到军阀政府强暴压制的时候，北京的学生代表和武汉的学生代表来到九江，他们与九江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之后，分别到学校和各界人士中开展宣传工作。北京的学生代表向各界人士详尽介绍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以及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残暴情形，要求九江各界急起响应，一致行动。各界代表听了他们的宣传介绍后，极为感动，又以地方公团名义致电北京，要求严惩国贼和释放被捕学生：“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外交后援，端赖民气，国民先觉，首推学生。政府为姑息国贼，不惜压抑民意，致使全国学生，横遭惨暴。我大总统爱国爱民，何忍出此，应将国贼着实惩办，学生早日释放，以安民心而免浮动。”江西《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
武汉的学生代表也深入学校进行发动，在南伟烈学校召开座谈会，鼓励教会学校的学生积极投入战斗。到会的学生非常激动，一致强烈反对学校压制学生运动，要求自由出入学校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不少同学将被具搬出学校在校外食宿，坚持参加斗争。
经过北京，武汉等地学生代表的深入发动，九江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各校学生代表仍旧要求召开各界联合大会，成立学界联合会，将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开展下去。南伟烈学校、圣约翰中学（今马狮商场附近）、省立第六师范、省立第三中学、沙河甲种农村学校、九江高等小学等学校联合决定于5月22日下午1时在圣约翰中学召开群众大会，并发出告示。九江的反动军阀看到学生已经联合起来，并且得到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如果再加干涉，势必激起广大群众的更大愤怒，于是不再继续公开骚扰。九江各界群众大会如期召开，到会者除以上六所学校学生外，还有通津、育才、第二贫儿小学，诺立、龙山、清真小学，儒励女校等校学生和各界群众不下四五千人。大会由南伟烈学校代表李道培主持，首先报告开会的意义。接着各校学生代表和外地来宾登台演说，他们的爱国热情和讲述的爱国道理，深深打动了到会听众的心。大会号召全体学生及各界人士用抵制日货为爱国的实际行动，以拒绝和会签字和收回山东权利为斗争目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大会历时三个小时之久。这次大会的召开，是九江人民团结斗争的象征，它大大地鼓舞了全市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九江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开展。
大会以后，广大爱国商民也以实际行动投入反帝爱国斗争。5月23日，九江1000多名商人集会于总商会，商讨爱国行动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问题。24日，九江商会根据广大商人的意见，向各大商埠发表公函，呼吁各大商埠商界维持国货抵制外货，断绝日货来源，不贩卖日货。
浩大的反日声势，吓慌了帝国主义者。五月下旬，日本驻九江领事河西信慌忙拜访浔阳道尹傅春官，质问说：“现在九江各界将有激烈反吾人之举动，贵道尹意见如何？”，傅春官慌忙献媚：“此次大事，不过少数愚民不识大体，官厅自当从而开导之。决不能发生若何危险之事，贵领事尽可放心。”《时报》（1919年5月21日）傅春官既害怕得罪日本领事，又迫于舆论，不敢公开阻挠。于是写信给各校，命令学生“读书救国”，“荒废正业，实所不取”，望“趁此青年努力向学，以报国来日方长”。接着，教育厅又派人到各学校活动提前放假，以分散学生团结斗争的力量。但是各校学生并不因此放弃斗争，放假后仍然聚居校中，与商界联系，酝酿筹备罢市。家在各县的学生，放暑假期间正好回到家乡，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永修学生张朝燮等回县后，成立了“江西讲演团永修分团”，在艾城、涂家埠等地进行爱国活动，在涂家埠召集2000多人的讲演大会。讲演团成员拿着日货样品，告诉群众鉴别。工人、店员、居民纷纷自动焚烧洋伞、牙粉等日货。
湖口学生高道臧等回县后，联络县城各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领导举行总罢课和示威游行。他们组织讲演队，一边宣传爱国道理，一边检查日货。在青年学生推动下，县城商民起来与学生联合成立“商学联合会”，掀起罢课罢市高潮，并将运动向农村推进。他们用演文明戏的形式进行了为时二三十天的爱国宣传。
彭泽学生周静轩、周玉林等放假后，从南昌返回彭泽，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到处张贴标语，走上街头宣传。他们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的口号，各界人士纷纷觉醒，踊跃参加游行队伍，表现了彭泽人民的爱国热忱。
都昌县立高小和农村的土塘广智小学、三汊港尚志小学的爱国师生，在省农专学生、五四运动骨干刘肩三的鼓励与领导下，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县城商人罢市三天。学商界还联合组织检查组，在县城沿街逐店检查日货。
星子、德安、修水、庐山等地都开展了类似的爱国活动。庐山牯岭商民在吴佩珍的领导下，不卖米不卖菜给日本人。
二、风起云涌的“三罢”斗争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进入一个新阶段。6月1日，北京政府下达两道命令：一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歌功颂德，洗刷他们的卖国罪行；二是要求各省取缔学生的爱国运动，否则严惩。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从6月3日开始，北京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演讲，北京政府出动军警，两日内逮捕学生800多人。6月5日，上海工人七万余人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接着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举行浩大的爱国示威游行。九江的工人阶级也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首先是码头工人实行罢工，拒绝搬运轮船货物，接着商人罢市，爱国热忱更加高涨。从此，九江反帝爱国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移到工人，掀起了规模壮阔的工学商联合行动高潮，形成全民性的联合爱国运动。
6月6日，南伟烈学校罢课，并向全国发出宣布罢课的通电，其他各校虽然因为校方阻挠运动，提前放暑假，但多数学生并未回家，仍然留在学校参加运动。
6月12日，九江趸船工人、码头搬运工人实行全体大罢工，一致约定不搬运货物。当日下水船江华轮和吉和轮到达九江，原计划装运出口货物，由于罢工无人搬运。帝国主义买办陈华平，叫喊工人抬货，工人拒不理睬。他叫巡捕强迫工人开工，巡捕看见工人团结一致，力量强大，不敢轻举妄动。两艘轮船一直等到傍晚，因无人上货，只得空驶而去。青年学生见工人的罢工斗争如此坚决、勇敢，十分敬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他们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创办《白话周刊》，报道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组织露天演讲团，上街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下雨天仍在奔走呼号，衣衫湿透毫无怨言。
商民罢市虽然酝酿已久，开始因害怕官厅镇压一直按兵未动，在工人阶级罢工和学生罢课的影响下，商铺先后关上店门，实行罢市。少数商店没有关门罢市，学生便登门劝告，店主无不被学生的爱国之心和诚恳言词所感动，立即关门歇业。商会副会长辜竹平、钱店经理罗同仙等几家不肯罢市，他们开的“福成”、“晋泰”等五六处钱庄及“运昌”绸缎店仍在营业。工人和学生十分气愤，在店铺前当街斥责，迫使他们上板关门。
九江反动政府看到罢课、罢工、罢市的浪潮如此汹涌澎湃，手忙脚乱，惊慌失措。道尹、警察厅长、九江县知事等急忙跑到商会，饬令副会长辜竹平召集商民开紧急会议。会上，道尹傅春官假惺惺地说：“余甚不以罢市为然，沪宁各地罢市目的，无非为惩办曹、章，释放学生，现在曹、章已罢免，学生亦已释放，似无罢市之必要。”当时有爱国商民提出质问：“道尹所言是否确实，究竟有何保证？”道尹说：“我可以保证。”商民紧接着说：“口头说保证，不足为凭。”傅无言可答，只得与警察厅长、县知事等溜走。接着，他们又上街强迫各店开市。爱国商民在工人、学生的支持下予以拒绝。辜竹平进而恐吓说：“如不速开，即请官厅以压力对待。”商民听后极为愤怒，当即有人指出：“辜一定与外人有秘密关系，此种无耻之徒，非以武力对待不可。”于是，一片呼打之声，打得辜竹平逃往租界躲藏。当天，辜竹平指令亲信搬运大米1000担交“江华”轮运走，工人获悉，一致反对和阻止。学生见工人罢工异常坚决，又集队上街，高呼工界万岁、商界万岁等口号，并沿途演讲，鼓励群众。
6月13日，九江县知事袁阎凯、警察厅长韩振山受道尹傅春官指使，召集绅商头目在商会开会，数百名工人和爱国群众闻讯赶来参加旁听。会中有人指出：“辜竹平贩米出口，不顾民食，私通日人，致使米价腾贵，此等人应为商民所共弃。”于是呼打之声大起，并要取消辜的副会长职务，会议闹得开不下去，迁往招商局继续进行。他们议决由帮董分别到各店铺劝导开市，袁阎凯竟派警察厅长带人上街强迫各店开门。工人闻讯激怒不已，一起涌上街头，一时砖石交加，吓得他们又逃往租界躲避，并报告镇守使吴金标，要求发兵拿办为首闹事之人。吴金标当晚下紧急戒严令，派兵荷枪实弹游巡大街，各要道路口都派兵把守，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制造恐慌。
6月14日，反动军警又倾巢而出，各商帮帮董在知事，警厅长的带领下，上街强迫商店开门营业。有的大商人经不起威胁利诱，准备营业。工人非常气愤，纷纷走上街头。有人愤怒地说：“政府无能，致使人民受种种痛苦，吾辈苦力己忍饥三日，当且不议，尔等大商才停业两天，即赶早开门。况吾人要求之事，仅曹、章、陆三人免职，并未惩办，其余问题，均无着落，今辜竹平为日人送米，破坏团体，应如议惩处……否则，吾人将以武力对付败群之马。”《申报》（1919年6月16日）群情激愤，气势汹汹，军警不敢阻止。
6月15日至17日，工人继续罢工、商人仍旧罢市，青年学生继续上街游行。学生们高举工界万岁、商界万岁、坚持到底等标语，高呼爱国口号，表示对工人的敬意，游行后分段站岗演说。当辜竹平出现在街头时，又被工人抓住痛打一顿。学生上街为工人募捐，并将募捐钱款交给工人，说：“诸君罢工救国实堪钦佩，但停工三日，糊口无资，刻已代筹洋200余元，请指定代表前来领给。”工人深受感动，但表示不收。他们说：“你们诸位先生如此热心，我工人作为国民一分子，岂不思有心救国，我等只思国事有济，虽受饿而不辞。你们募捐的钱，仅可以作为公用，我等不收分文。”《时报》（1919年6月16日）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博大胸怀。有些商店在官家的威逼下动摇，陆续开门营业，工人非常气愤，又上街示威，商家便继续关门罢市。九江人民激烈的爱国斗争，当时的媒体作了客观的报道，上海《民国日报》转载上海英文《字林报》的消息说：“九江排日运动之烈与上海无殊，传单到处都是，学界激昂最甚。”《九江爱国潮之西讯》（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日）
九江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斗争，从6月6日南伟烈学校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罢课，到6月12日九江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形成了全面的三罢局面：学生罢课，纷纷走上街头，列队游行，沿街演讲，维持社会秩序；工人罢工，拒绝装卸货物，拒绝运载日本人过江和抬送日本人上下庐山；商人罢市，全市商业营业中断，并决议不卖粮食给九江租界的日本人。学生、工人和商人在三罢斗争中相互鼓舞，相互支援，显示出团结一致的巨大力量。
工人阶级尤其出色，表现得最为坚决。罢工期间，工人虽无糊口之粮却不开工。有个美国人上庐山避暑，20多件行李出高价也没有人搬运，工人说：“我们并不是说先生钱少了不搬，是因为日本人欺我中国太甚，是以我们罢工。”美国人只得自己动手搬运。即使个别工人打算搬运货物，罢工工人立即加以劝阻：“现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我等工人何独无心肝，不为应援？各工人群以为然。”《九江罢市之经过》（《申报》1919年6月16日）当个别商家在军警压迫下开业时，罢工工人极为气愤：“我等爱国，虽饿肚子不开工，他们商家今日开市，太无道理。”“于是俱向街上走来，各商家见势不佳，又相上板。”
为保障罢工、罢市胜利开展，学生除做好宣传外，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当罢工工人在租界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时，学生在租界妥为照料，以免发生意外。学生积极开展募捐活动，接济罢工工人生活。罢工开始，“即有学生游行团体分途出发，布散传单，谕令商店停止贸易，而以惩办国贼、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密约为要求三条件，各书白纸粘贴店门，一时全城一律罢市，秩序非常严整。”《九江罢市之经过》（《申报》1919年6月16日）当发现有少数商家开业时，“学生即向该店主长揖，请求一致，言词极为诚恳，店主莫不动容，立时关闭。”《九江罢市之别报》（《申报》1919年6月19日）
九江商人大多数是爱国的，举行罢市参加爱国运动早有准备。据上海《民国日报》载九江的消息说：“自上海、南京、镇江、宁波各埠相继罢市后，浔埠各商号，凡与各埠有往来者，接报告电信后，均已自行停止交易，牵动各商均有不停自停之势。”《九江罢市之别报》（《申报》1919年6月19日）《申报》也说，九江罢市，“纯出商人自动。”
在全国人民联合斗争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6月上旬被捕的北京学生，并下令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官僚的职务，斗争又一次取得胜利。但是北京政府仍未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青岛也未收回，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仍在继续，九江人民的爱国运动也在深入发展。
三、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九江人民反对日本继续侵占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并不反对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往，更不是盲目的排外。
5月19日，九江绅商各界召开联席会议，商定组织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和组织救国储金会等问题。国货维持会设于九江商会内，抵制日货分两方面进行：一是由商会派代表到上海，要求上海停止日货向九江出口；二是对现存日货调查登记，听候处理。救国储金会的工作由学生组织劝募队进行。5月23日，商会召开商民大会，订立抵制日货条规，告知各商家自觉遵行。一是绸缎、洋货、棉纱帮不进日货十条。主要是各号所存日货，自行照本清脱；有定期存货未取者，可退则退，不可退者早日料理，以6月2日到浔为限，此后坚决不办日货；以后阳奉阴违，私运日货进口，每件罚银五十两；坚决不收日本各行钞票。不坐日本轮船；各商号函告往返上海的商客，货物一律不交日本轮船装运；努力提倡国货。二是九江转运公所不进日货条规。主要内容是从6月7日开始，停运进口日货，逾期发生外埠运进日货，由公所函请外埠商团，严行取缔；由内地运出的货物，不准装进日轮。违犯规定，罚银五十两；规定通过宣传仍不签字执行的，由公所函告总商会，由商会召集商帮代表开会处理。
学校学生组织各种宣传队，三五成群地到街头巷尾宣传抵制日货的道理。女学生深入住户劝导妇女不用日货。
广大市民群众对抵制日货表示积极拥护，自觉地投入不用日货的爱国行动。他们把自己原有的平顶草帽，高丽草帽，日本绸衫，日本伞、杖、席等日本货捣毁，撕烂，抛向街头，任人踩踏。很多店家门前贴着“本店誓不进卖日货”、“本店日货已查存”等字条表明态度。抵制日货很快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爱国运动。
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吓慌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帝国主义者的威迫指使下，浔阳道尹傅春官指派该署机要科长，联合九江地方官员，阴谋破坏群众抵制日货的斗争，一场抵制与反抵制，爱国与投机的斗争，激烈地展开。有些靠洋货大发横财的买办奸商，对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敢怒不敢言，却阳奉阴违，暗地里继续贩运洋货。有的人乘提倡国货之机，提高物价，企图从中渔利。在群众的要求和催促下，九江总商会于6月4日向商界发出布告：“窃查近来国人须用国货，妇孺皆知，凡制造国货之工人与贩运国货之商店，应如何迎合国人之心理，推广国货市场。乃不料有一般脑筋最劣之人，值此提倡国货之时，对于国货价目，不唯不肯平价，反将货价提高（闻平日售价百文之货，竟有索价三、四百文者），实属不明大义，诚堪痛恨。为此通告各行业人等，务各激发天良，只图国货畅销，不可居奇自杀，倘仍言谆听藐，一经购货人指实，定请官厅核办，或用国人共弃办法对待，属时恐名利两亏。悔之已晚，其各猛省，莫再为渊驱鱼。”《申报》（1919年6月5日）布告发出，抑制了买办奸商和投机分子的行为，抵制日货的斗争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7月间，日货检查队查获了涌兴裕五金号购买日本火柴57箱，值银1800两。8月4日，学生联合会、国货维持会及各帮维持会在江楼（今九江港第三号码头附近的江边，已废）开会，一致同意当众焚毁。该号奸商金至大在舆论激愤之下，深知理亏，只得依众处理，将火柴抬到南门湾（今工人文化宫广场）焚毁，当时轰动全城，观看的人群将南门湾围得水泄不通。
8月20日，九江城内举行焚烧日货大会。由学联和各帮维持会将所查获的各种洋货，如绒袜、粉笔、洋纱、洋针、红铜等，都搬往延支山堆积在一起，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前往观看的市民人山人海，点火时全场掌声如雷，火尽后未烧化的红铜、洋针全部抬往江边，用小船倒入江中。
9月间，九江学联又查获慎怡堂藏有日本纸张，立刻召集各团体开会，作出三项决定：一是罚大洋50元，二是全部焚毁，三是罚该号停业三天。12月间，义生祥经理私通外商，偷运洋带一百余打，查获后，在浔阳第一舞台（今丁官路复兴里址）开大会研究处置，到会千余人，并将该商人带到会场。会场人声鼎沸，各界群众愤怒异常，一致赞成将货全部烧毁，还要求对该店再次仔细搜查。结果在该店又搜出大批外货，价值银币3000多两，全部抬往延支山，浇上煤油烧毁。在抵制日货的同时，九江国货维持会筹办了国货公司，积极推销国货，充分显示了九江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对帝国主义的刻骨痛恨。
彭泽人民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他们把日货称为“仇货”，组织了仇货检查委员会和仇货检查队，深入商店、轮船检查，查出的仇货送交仇货委员会处理。仇货委员会在老衙基、镜子山焚毁检查出来的仇货，其中有大批大烟、洋布、洋火、毛料、洋瓷碗等，有的人把自己家里的日本草席、东洋毯子、皮鞋也投入火中。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彭泽全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
修水县在街头巷尾用白话文张贴废除卖国条约、抵制日货等标语传单，宣传抵制日货。6月8日，修水县立第一高小学校长查文辉率领本校学生及县城各小学学生举行游行，将街上贴的日货广告一概扯抹。各校学生把过去购买的日货送到商会烧毁。6月9日下午，查文辉邀集各界人士，在振新女校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300多人。会上各界代表演说言辞激昂，要求商会制订抵制日货的办法。
永修县为了有效抵制日货，讲演团成员拿着日货样品走上街头，告诉群众鉴别办法，劝导店主和群众自觉抵制日货。在讲演团的宣传引导下，抵制日货很快形成了群众的自觉行动。许多工人、学生将过去买的牙粉、东洋伞、洋瓷脸盆等日货拿到街头销毁，不少商店的门前、柜台贴着抵制日货的标语。个别商人与日本人勾结，偷卖日货，一经讲演团查出，立即给予惩罚。马口、白槎、虬津等集镇群众在讲演团的宣传启发下，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开展了积极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都昌青年学生刘肩三、陈迪亚等，积极进行爱国宣传鼓动，组织抵制日货宣传队。县城工商界人士在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下，加入了爱国运动的行列，自动不卖日货，并决定罢市三天。5月底，在刘肩三的带领下，县城组织了日货检查组，由学生三人、工商界二人、教师二人共七人组成。检查日货坚持了一个多月，少数商人暗中贩卖日货，被检查组发现，日货全部集中烧毁。
在五四运动中，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九江人民一种自发的爱国行为。它一方面教育了广大群众，促进了反帝斗争的深入开展；另一方面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四、禁止米谷出口的斗争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它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斗争的伟大力量，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每个爱国者都以实际行动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九江人民除了抵制日货之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同帝国主义——主要是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其中声势最大，效果最显著的是禁止米谷出口日本。
1919年，日本国内发生粮荒，引起抢购大米风潮。日本米商想在中国大量收购稻谷，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九江是江南稻米的重要产区和集散地，九江人民除了政治上开展救亡图存斗争，经济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还利用独特的优势，开展了禁止米谷出口的斗争。禁止米谷出口的斗争，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江西及九江独具特色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既有保障自己食用又有不接济日本的双重意义，是中国人民对日本经济绝交的一个重要方面。
九江各个粮店都不卖粮食给日本人吃，日本人惊慌失措。日本领事官河西信7月17日特为此事致函九江道尹傅春官，要求解决日人的粮食问题。傅春官表面派军警上街严行查禁，暗中却偷运粮食接济日本人。
6月初，九江商会副会长辜竹平奉傅春官之命，租用招商局江永轮载运8000担大米出口日本，引起市面米价飞涨，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6月12日，当辜竹平再次为银行购买大宗米谷装运出口时，无论他怎样软硬兼施，玩尽伎俩，工人始终不肯搬运。九江绅学界支持工人的行动，拟函请九江县知事严禁米谷出境，以维持生存。6月13日，九江县知事袁阎凯，警察厅长韩振山伙同辜竹平上街劝告，走到西门大街，许多工人围上来对辜竹平大声喊打，人们潮水般涌上来撕打辜竹平。辜虽然侥幸逃脱，但自知罪孽深重，民愤难平，难在九江立足，于是辞掉职务，逃往上海躲避起来。九江商会宣布辜竹平种种罪状，不承认其副会长职务。
6月下旬，一些粮商向省商会和督军、省长谎报米情，请求出口开禁。省总商会和督军、省长不察内情，通令九江官厅予以开禁。开禁后大量米谷出口，九江米价再次暴涨，引起各界人士关注。九江学生联合会7月5日邀请绅工商学界在县教育会召开约300人的联合大会，公推四位代表向道尹处要求禁止大米出口。8月初，九江各公团致电省长戚扬，报告九江米价暴涨，请求禁止出口。8月11日，九江助理员罗纲纪、自治筹备处万和悦、教育会马祖桢等联名致电江西督军陈光远和省长戚扬，要求从速禁止米谷出口。九江码头工人以提高大米搬运工价的办法，阻止米谷出口。经南昌、九江等各界人士再三要求和强烈抗争，终于促使督军和省长公署，旨令省财政厅发出禁止米谷出口的公文，九江禁止米谷出口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九江各界声援和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热情。九江这场爱国运动的斗争，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全省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发动面之广、声势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为以往的群众爱国运动所未有。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充分体现了九江人民热爱祖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九江现代史的开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节马克思主义在九江的传播
一、革命先驱在九江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爱国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和封建主义，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九江人民空前觉醒，许多进步青年不得不去思考和研究，他们决心探索新的人生之路，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九江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又是进出江西的门户，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经常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往来此间，许多进步刊物和书籍也不断输入，这对推动九江革命起了很大作用。
革命先驱恽代英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长江流域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与发动者。1918年他曾数次来到九江，与省立三中学生王子平、严运生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学生中进行新文化思想的宣传活动。1919年夏秋间，恽代英又多次来到九江，向三中等校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引导他们分析和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号召九江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定规模的组织和机构。恽代英认为这样有利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更好地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恽代英的引导下，九江进步青年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了青年进步团体“九江人社”，吸收大批青年学生为社员，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成立新文化书报贩卖处，销售进步书籍和刊物。
为了教育国民树立爱国观念，以及帮助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习文化，九江学生联合会广泛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即大众教育与普及文化运动。进步学生利用假期开办各种通俗夜校，吸收产业工人和未入学的贫困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凡是学习努力，成绩合格的都发给毕业文凭。省立第三中学、第六师范、南伟烈学校也先后开办了附属通俗夜校，由高级班学生担任教师。夜校学生一般只学习六个月就可以看报写信，做简易四则运算，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很多学生还利用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建立进步组织，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在九江县港口地区，叶瑞堂等组织青年进步团体，开办了“辅仁小学”，通过学术研究，传播新文化思想。在贫民学校，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帮助工人和劳动群众学习文化知识，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些进步青年与工农大众接触，自己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
1921年初夏，方志敏因领导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学潮被校方开除，考进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在学校，他自学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探索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日渐成熟。1921年底，他在学校组织一批学生成立“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文化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久，他又与进步青年邹觉民等一起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他还积极主动地与各学校联系，发动和指导第六师范、第三中学等校学生，掀起大规模的行政公开、推翻专制腐败校长的罢课请愿学潮。这一学潮对全市影响很大，其他各校也发起了学潮。为了培养和教育进步青年，方志敏还吸收一批有能力、有革命干劲的热血青年参加江西青年进步组织“改造社”，宣传共产主义，反帝反封建，反对旧礼教，揭露基督教，提倡白话文，以及搞新文化运动。他还组织“改造社”社员为江西的革命刊物《新江西》撰稿，使先进的思想在九江更为广泛地传播，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九江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打下坚固的基础。方志敏不仅在南伟烈学校读书期间做了大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以后离开九江去上海、南昌等地工作，仍然经常来九江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
江西进步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江西党、团组织创始人赵醒侬也十分重视九江的革命活动。五四运动后他经常来九江，召集九江“改造社”社员和中学生、青年工人、店员开座谈会，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讲述革命道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为培养、吸收进步青年参加团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革命先驱恽代英、方志敏、赵醒侬等人在九江的早期革命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九江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建立
1921年，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创办了“九江人社”，方志敏组织了“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九江青年知识分子还成立了“浔光社”、青年学会九江分会等组织。这些团体和组织吸收进步青年研究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成为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进行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聚会场所。
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团体积极筹措资金，创办刊物，开设报刊销售点。自办了《九江青年》、《浔光》、《武宁平民》等进步刊物，“九江人社”在第一国民小学开设新文化书报贩卖部、《新江西》分售处等。一些关心政事、追求真理的青年经常去购买和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有些青年甚至把书店当成阅览室，废寝忘食地阅读和抄写，不少青年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2年，方志敏正感到在帝国主义实行奴化教育的学校里过够了的时侯，接到上海朋友寄来的《先驱》报，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这份报纸对他触动很大，经仔细推敲、反复琢磨《先驱》的中的每篇文章甚至每句话，他认为文章中提出的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是极为正确的主张。在《先驱》革命思想的引导下，方志敏受到了启迪和鼓舞，认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先进的、充满希望的组织，于是暗下决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熊好生、汪仲屏、陈冰、桂蓬、叶瑞堂等一大批九江革命青年，都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为在九江建立党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革命青年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激起了许多九江进步青年救国救民的热情，这些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纷纷外出求学、求知，寻找拯救中国、拯救社会的真理。1921年至1923年，九江进步青年胡德畛、冯任、熊好生、向热生、张朝燮、王秋心、杨超、扶国权、何奎光、王经燕等，胸怀壮志，离开家乡外出求学。1921年，年少气盛的杨超写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诗：“莫叫桑麻困后人，浮云富贵不如贫，男儿志在安天下，破旧山河再造新。”他还在日记中愤然写道：“中国地大物博，为何不富不强，盖因未得改革之道，我当竭力于此奋斗。”杨超的豪迈气概和革命思想，代表当时九江一大批热血青年的心声。这些青年在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传回家乡。
一是经常与家人和亲朋好友保持通讯联系，寄送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向家乡人民宣传革命道理，他们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省下钱来购买进步书报杂志寄给家乡的亲人。
永修青年张朝燮、王秋心和王环心考入武汉、上海大学后，分别结识了李汉俊、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著名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引导下，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入了党、团组织。张朝燮等人还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寄回家乡，提供给家乡进步组织“改造社”的成员学习，使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每年寒暑假，彭泽青年周静轩、欧阳豪、韩之道、周树森等都要从外地带回大批的刊物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组织青少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思想，为彭泽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修水县进步青年卢成宝、樊益清、樊炼、姚辅唐创办了朱溪和县城平民夜校。吸收贫民子弟和县城手工业工人参加学习。在夜校，贫苦工农子弟一面学习文化知识，一面讨论探求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徐光华、陈继凤、杨少清、祝东海、王希圣等30多人在县城邱家祠堂集会，商讨在工人和居民中开展革命活动的办法，将修水县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由过去秘密的小范围推进到半公开的较大范围。
星子的黄子元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经常给弟弟黄石子寄回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杂志，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弟弟：“李大钊、陈独秀是我心中非常敬佩的伟大人物，他们创办的杂志真是太好了，句句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将使你懂得革命的道理，懂得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懂得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总之，他会使你懂得许多许多。石弟，这些杂志你一定要认真地读啊……”黄石子每次接到哥哥寄来的杂志，都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看了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推敲，逐字逐句理解，每读一次都感到受益很深。
二是利用寒暑假和返乡之机，积极创办工农夜校和贫民通俗学校，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大众教育，普及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
1922年，杨超在南昌心远中学读书时加入了“改造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寒暑假期间，他回到德安，在木环垄创办贫农夜校，在教农民识字的过程中灌输革命思想。这所农民夜校吸引了不少农民，影响很大。在杨超的影响和积极倡导下，1923年8月，进步青年熊祖沐、余任灿、余光辉也在德安县城创办了平民夜校，把一些穷苦人和无钱上学的青年组织起来学习革命道理。
在永修，张朝燮，王环心等进步青年认识到，要改造永修社会的腐败，应先从改造永修的教育入手。他们成立了永修教育改造团，以“发展教育，振兴实业，改造社会，造福人间”为宗旨，提出三反对、三提倡的革命口号，即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学；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这批青年先后创办了承德小学、含英小学、云秀女校。他们创办的学校取消四书五经，改用白话文教学，开设了体育、图画、音乐、历史、地理等课程，学校教学及各项工作异常活跃，影响很大，很快波及永修全县，有力地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
三是利用亲朋好友和同学聚会，宣传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这种形式活泼、效果良好的宣传方法，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中，得到了广泛运用。1921年秋，星子县考入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卢英瑰，在省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1924年，卢英瑰毕业后在方志敏等人的安排下，回到星子从事革命活动。一踏上故土，他就会见南昌、九江等外地读书回乡青年和思想进步的亲朋好友。他经常以同学、朋友聚会的形式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他先后在县城冰玉涧、爱莲池举办了三所平民夜校，入校者达80多人。卢英瑰在夜校讲军阀政府腐败无能，对人民敲骨吸髓；讲地主剥削农民、欺骗农民。听者情绪激昂，很受教育，把卢英瑰称作最贴心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九江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九江一大批敢想、敢说、敢干、有组织宣传能力的先进青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马克思主义，追求革命真理，还通过各种方式，在人民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推动了九江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九江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